上周提到費孝通的「差序格局」，誤作「差距格局」，幸得讀者提醒，特此道歉。另有讀者指出，費孝通的「差序格局」，與筆者的「豎直結構」，不是一回事。那也對，費氏的「差序」，既有上文提到的上下、長幼、貴賤（尊卑）等豎直的「差等」，也有平面的親疏、遠近、鬼神的社會關係。概括來說，就是中國人說的「人倫」，比筆者引用Hofstede（霍氏）的「權威距離」，要廣義得多。也感謝讀者與朋友的提醒。
費氏原話中的差序格局：「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繫成的社會關係……就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從己到家，由家到國，由國到天下」。因此，「己」是中心，「推己及人」、「克己復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從「己」出發。費氏把這稱為「自我主義」，以有別於「個人主義」。
這就進入Hofstede（霍氏）的文化價值觀第二個維度：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或者如費氏所稱的「群己關係」。霍氏的「群己關係」，主要看人們與工作有關的價值觀。他開宗明義認為，大多數的社會都屬於「集體主義」，這也許是很多人無法同意的。另一方面，很多人會認為華、日、韓、越這些「筷子文化」，都是集體主義的社會。
中國社會 己耶群耶？
但是費孝通的「差序格局」，卻是認為中國人以「私」為本。他一開始就舉蘇州河的變髒為例，「一說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說大家可以佔一點便宜的意思，有權利而沒有義務了。」
再有，就是著名的美國華裔人類學家許烺光，他可以說是西方用人類學的角度（也就是文化角度）研究心理的始祖，認為中國人沒有「自我」（self）這個概念，「我」是屬於社會結構的一部分，而且是從小到大的結構，所以有「小我」與「大我」。「小我」服從於「大我」。因此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之說。與費孝通的「圈圈」不謀而合，不過觀察的方向剛好相反。
費孝通認為，西方社會是「團體格局」，每個人屬於一個（或者多個）裏外分明的「團體」。而「個人主義」，是假定了有團體，成員把個人的利益放在團體利益之上，才算「個人主義」。這剛好又印證了上述許烺光的觀察。也就是說，許烺光是從西方的框架，來觀察中國社會。因此費孝通認為中國的社會是「自我主義」，有別於「個人主義」。
以上旨在說明，所謂「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可以有不同的闡釋。甚至同樣的現象，可以在字面上有相反的闡釋。霍氏也看到這個問題，認為「己」與「群」的關係，從個人看，與從群體看，會很不一樣。費孝通說得更加徹底：「在差序格局裏面，公和私事是相對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裏，向內看也可以說是公的」；沒有說的是：向外看就是私。
家庭為重 立足克己
費氏舉出具體的現象，在西方社會，國家是一個明顯也是唯一突出的群己界線。要謀求個人的利益，「於是他們有革命、有憲法、有法律、有國會等等。」也就是要塑造或者改變這個國家，就要「克群」。在中國的差序格局裏，要「使群不致侵犯個人的權利」，「可以着手的，具體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最重要的德性」；「他們不會去克群」。
這樣有關公與私、群與己、個人與集體的概念討論，可以沒有止境，也許令人愈看愈糊塗。但是放到現實生活，卻比較容易清晰。
霍氏試圖把「群己」的相對關係用來解釋家庭和教育裏面的現象。他認為大家庭出身的人，比較注重與人的和諧相處；不同意的時候，也盡量不說「不」；即使說「好」，也不一定表示同意。相反，在家庭成員少的情況下，直言是美德，也不介意對抗。在出現意見分歧的時候，前者崇尚從眾，後者讚賞堅持。
大家庭孕育集體性的文化價值觀，小家庭孕育個人性的文化價值觀。相反亦然：文化價值觀傾向集體的，比較重視家庭的聚會、團結、沉默與和諧；文化價值觀傾向個人的，則講究獨立、交談，不介意離散。霍氏舉的「聚會」的例子，在香港很容易看到：疫情之中，限聚令讓香港人感到不方便的，就是不能一桌子三、四代人一起吃飯。電視宣傳中國文化，也舉一家人一起吃飯作為範例。
重視家庭團聚的，當然不只是香港，不過香港人全家一起飲茶，幾乎每周如此，即使是其他華人社會也會驚羨。意大利人也重視家庭，幾乎每天都要一家人一起吃晚飯。許多拉丁美洲的家庭，也有這種文化習慣。其他社會也有類似中國的風俗，把商店或者手工作坊的徒弟，視如自己的子弟，納入自己的家庭；但這種風俗正在隨着經濟活動的變遷而逐漸消亡。
重視家庭，當然遠遠不止於聚會。子女的教育，是家庭的一個維繫點。在華人社會，父母為了子女的教育，辛勤工作掙錢之餘，還不惜借貸。在香港，不少當兄、姊的，為了讓弟、妹能夠上學，寧願自己提早輟學，打工賺錢。這種為了家庭成員的教育而不惜犧牲，與學業有成而光宗耀祖，正是同一種文化價值觀的兩種表現。直至今天，還會看到中國邊遠的鄉村，每年掛起大橫額，指名道姓祝賀本村子弟考中北京名大學。我們外人看來，有點誇張；但是卻說明了這條村子，這個「群」，在過去花了多少努力；對村中的子弟，寄予多大希望。有子弟「高中」，就是有下一代魚躍龍門了！
親疏有序 內外有別
霍氏還認為，「群己」之分，還可以用排他性（Exclusionism）與同視性（Universalism 一視同仁也）劃界。排他性文化，很重視「自己人」與「外人」的界線。對自己人，愛護、優待，一切都可以容忍，甚至犧牲。對外人，首先是警惕、提防，不能隨便給以好處，甚至動輒視為敵意。不是說「肥水不流他人田」嗎？不止這樣，而且如費孝通所說，有一圈圈的親疏關係，愛護與提防，有高低不同的圍牆。同視性文化，則沒有這條界線，對人的好、惡、親、疏，是按照當時的交往情況與利益關係而發生的，沒有預設的內外界線。
這種排他性，在中國文化裏，也許是家族親戚的界線，也可以是家鄉地域的界線。同鄉會，在西方的文化，是很少聽說的。一方面也許很多是移民社會，家鄉來源複雜；另一方面，他們沒有強烈的「同鄉」這個「群」、這個「圈」。當然，就如費孝通說的，他們唯一的有界線的「群」，就是國家。要是法國人與法國人在異鄉相遇，一定是親熱一番。
但是，這種國家的界線，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民族遷徙──以色列的復國、蘇聯的統一、西方國家大批接納移民、中國和印度的人才外流，以及近年的北非難民湧入歐洲，純粹單一種族的國家已經很少，經濟發達的國家更是絕無僅有。「國家」這個群，裏面出現了很多種族「次群」。種族之間的「排他性」，逐漸出現。
即使現在，在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都在為學校裏面的種族問題而掙扎，例如教學語言、母語學習、民族服飾、宗教自由……即使是美國，是在1960年代，才逐步立法廢除黑白之間的種族隔離。而其中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就是1954年的Brown案件，黑人學生才開始可以進入白人學校，打開了黑白同校的序幕。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