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7月3日，家裏拿到的《信報》，怎麼如此厚、如此重？原來是《信報》慶祝50周年。原來各式各樣的祝賀，佔了80版。真是前所未見。勾起了筆者的回憶。筆者與報章有文字來往，開始是在筲箕灣辦學，1973年畢業典禮發新聞稿，經前輩指點，寫了一篇「鱔稿」給《華僑日報》。親自送給編輯，第一次看到每位編輯據着一張很大的長方桌子，在不太光亮的日光燈地下揮筆。那時候還沒有ICAC，「鱔稿」是真的附上現金的。編輯倒是和藹可親，還教了筆者一些編輯規矩，例如標題的字數必須是「則數」──7個字、11個字。
然後是風起雲湧的1970年代，公立學校不斷湧現，私立學校備受排斥，筆者所在的私校團體，難免為爭取立足而與政府唇槍舌戰，不時要在報上發表聲明或抗議，回想起來，裏面就有不少分析與評論的元素。但也是在與政府的磨蹭之中，引起了筆者對教育政策的興趣。
真正投稿到報章，卻是1979年。在灣仔莊士敦道一家小書店，看到一本英文書的書脊︰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覺得很奇怪，經濟怎麼會與教育拉上關係呢？原來這是教育經濟學大師Mark Blaug的經典普及書。隨之，寫了一篇文章投到《信報月刊》──〈教育經濟學淺談〉，居然獲得刊登。當時並未踏入學術圈子，現在想起來，真是「膽粗粗」，Who are you？居然寫這麼一個大題目；還說是「淺談」，彷彿真的還懂得「深談」。但那是對筆者莫大的鼓勵，從此又陸續寫了幾篇文章。印象中，那時候，寫宏觀教育評論的作者，甚少。後來終於在倫敦教育研究院聽過BLaug的課。1984年，在荷蘭的Wassanar海邊，訪問了當時在荷蘭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的Mark Blaug。他明言：教育經濟學在學術理論上已經沒有多少再發展的餘地，從此轉向經濟學哲學。這篇訪問記，印象中是筆者在《信報月刊》的最後一篇文章。第一篇與最後一篇，都落腳在教育經濟學。
諮詢文化 公民社會
那是1970年代末期。由於公立學校不斷發展，加上1979年開始「九年強迫教育」，重要報章都設教育版。不過還是編者或者是記者的文字為主。還出了一些出名的教育版記者。印象最深的，是《南華早報》的Halima Guteres（姓也許拼錯），她的稿件，往往會一針見血。當時教育署的朋友說，她的資料庫，比較與署還厲害。回想起來，她應該是香港教育評論的先行。
當時更大的背景，是麥理浩刻意發展「諮詢文化」，設立了無數的諮詢委員會，這些委員會逐漸成熟。而同時，自1973年文憑教師事件開始的民間教育團體，如雨後春筍，也逐漸出現了教育界的公民社會（當時稱為壓力團體）。不知不覺中，教育界打破了沉寂，開始對許多教育現象和有關的社會現象，提出問題。對許多教育政策，提出質詢。
70年代 百家爭鳴
於是出現了在《信報財經新聞》（日報）刊登的「教育眼」。那是一班教育界朋友共同開闢的專欄。最近據黃顯華兄的藏稿所示，第一篇是1981年5月19日林江仙（朱溥生）的「眼冷心熱」。老朱說得很好，這個專欄既會「東張西望」，眼看中外、東西；也會「瞻前顧後」，回溯古代，瞻望未來。而且，會從社會看教育，也會從教育看社會。他的確有一對精明的「眼」，預見了後來維持了近20年的專欄。
筆者手邊還有1982年山邊社出版的「教育眼」第一個集子。《教育眼》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反映。筆者在某篇文章，曾經說這是當時新型教育評論的開始。文章的特點，不作無病呻吟，也甚少憤世嫉俗，而嘗試探討剖析。堪稱教育議論的黃金時代。當時的作者如鍾宇平、黃顯華、張文光、朱溥生，後來都是教育界各個方面頗有影響的人物。那也是一個探索的時代，筆者於1983年到英國讀博士，翌年鍾宇平與黃顯華到美國讀博士，都是傾家蕩產而往。都是有感學問不足，到西方取經，希望回來貢獻香港。鍾宇平成了教育經濟學的翹首，黃顯華也開了課程研究的新局面。
教育界其實進入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信報》沒有教育版，也沒有編者或記者主導版面的情況。1990年代中葉之後，已經甚少報紙有教育版，《信報》的教育評論卻沒有停頓。這也許是《信報》的一個特點：有寬闊的園地專供作者來稿，是一個開放的大公園。從某個角度看，來稿的不可控，編輯起來殊不容易。
筆者這裏的「教育評論」專欄是何時開始的？記憶已經模糊。反正開始的時候還是用原稿紙的手寫稿。要在一周前交稿。2002年開始，筆者開始全面用漢語拼音。報館也早已不再排字。往往是隔夜交稿，不無歉意。
《教育眼》應該是在2001年左右結束。時代不同了，教育的問題不同了，讀者也不同了。蓬勃的百花齊放式的教育評論局面，已經不多見。不時也有頗有份量的教育評論文章，但是話題不容易延續，因為不容易有呼應。
專欄文章 點火動人
這裏說兩點筆者對於寫本專欄「教育評論」的感想。
第一、寫教育評論與寫學術文章，很不一樣。寫學術文章，有它的規範──必須有前人的理論根據，必須有數據與理論的邏輯連接，又必須有前人未有的發現，等等。更重要的是，要明白編者與讀者都是抱着同樣思維範式的學者。起碼這是筆者寫作學術論文是的態度。
報章的評論文章完全不一樣。它們是寫給社會大眾看的，而不同的報章也會有不同的讀者。報章的文章必須「動人」；但「動人」不等於「煽情」。「動人」與「煽情」的分別在於是否有根有據。所謂「擺事實，講道理」。
學術文章的講道理，重在步驟；步驟要完全依照學術的推理邏輯。報章文章的道理，是擺出筆者的觀察到的理據，讓讀者判斷是否有道理。是否「合理」由讀者決定。筆者的評論文章，因此往往從事件、故事出發，從中衍生出一些道理。
這與最近語言學泰斗Chomsky對ChatGPT的評論有點相似。他認為人腦是很聰明的，往往由幾個點，就可以悟出一些道理；而不像ChatGPT，要擁有大量數據，經過嚴格的推導才得出結論。
但是，讀者的判斷是不可捉摸的，也肯定是多元的。事實上，在很多場合，有些朋友握手之後，說：「我看了你上周的文章，很有道理。」筆者往往追問，「為什麼這樣說？」結果，十個人很可能有十個不同的答案。
第二、以上最後這點，說明，一篇評論文章，旨在點火而已。那火，是讀者自己去燒的。也就是說，評論文章，也許最忌是得出一個自以為非常精采的結論，而希望讀者接受或者同意自己的結論。
寫了幾十年的「教育評論」，筆者逐漸擺脫了自以為是、「誨人不倦」的心態。覺得，任何看法，只能說是個人的「觀察」。事實上，同樣的事情，可以有許許多多不同的看法。自己的看法，也會不斷隨着經歷的增加的變更。再加上事物本身也是會不斷變化的。因此，最好是把自己的看法，轉換成為問題，讓讀者思考。一篇文章的成功，不在於讀者覺得你說得有道理，而在於讀者覺得問題值得思考。
筆者很幸運，經常有朋友或者讀者給予反應，那是最大的學習機會。有的表示共鳴，有的提出進一步問題，也有的表示不同或者相反的意見，甚至糾正一些錯誤。作為報章的作者，最忌的是自己寫得洋洋得意，卻完全不知道讀者的反應。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