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期「教評心事」，筆者簡介如何收窄「實踐者知識」與「專業知識」的差距。筆者將在本期「教評心事」中再談如何透過研究人員和教師的合作，將教師的「實踐者知識」可以轉化為「專業知識」。Hiebert, Gallimore & Stigler （2002）認為教師的「實踐者知識」對提升教學效能有實際作用，而如果教師可以與研究者合作提升這類「實踐者知識」成為「專業知識」，效能可以更進一步提升。
教師與研究者兩個不同的專業群體
Hiebert, Gallimore & Stigler （2002）認為兩個專業群體均創建教學知識，可是兩者所創建的教學知識卻不能共用。研究者群體着意發掘專業知識，並建立知識庫儲存、積累有關知識，以作共享之用。可是專業知識庫所儲存有關知識的方式和擷取知識的方法，只方便研究者，教師難以使用。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着意改善個人教學效能，許多個別教師花費不少時間進行多次教學試驗，從中獲得零碎的教學知識；但是，個別教師不易透過任何知識庫以儲存和擷取有關知識，也不易與他人共享他們所構建的知識。兩個專業群體都需要克服彼此構建教學知識的鴻溝，共同建立與課堂實踐相關的知識庫。
Hiebert, Gallimore & Stigler（2002）提出，兩個專業群體都需要重新定位其構建教學知識的目標。教師需要改變他們的觀點，願意相信教學並非個人工作，並突破自己，走出安舒區，樂意與別人分享各自所構建的知識──這縱或需要冒險，但也可以獲得回報。
當教師與他人共享他們所構建的知識，則可不斷增進其教學知識，提升教學效能。其實，教學是屬於教育工作者群體的一項專業活動，如果教學知識愈能公開分享和驗證，則愈見實用。另一方面，研究人員不要低估教師在教室中獲得的知識並重新認識教師個人在教學過程中所領悟的「實踐者知識」在轉變為「專業知識」方面的潛力。
研究人員和教師可以成為真正的合作夥伴，並肩工作，相互得益。例如，教師可利用他們的豐富經驗來測試新的教學法，然後根據他們自己和研究人員的觀察結果，逐步改進教學法；反過來，研究人員將有更多機會接觸研究對象及情境，可以刺激研究者的思維及創意，研究人員可以獲得關於研究的新構想和假設。他們會從教師的教室情境那裏得到啟發，這些想法可以轉化為可驗證的假設，就像醫生所做的臨床發現一樣，這些發現被科學家用來研究及創造新知識。研究人員的研究工作再不會因所研究成果被認為是多餘或過時，而是可以通過適當的研究人員和教師合作系統來驗證，將其研究發現轉化為教師實用的專業知識，以提升教學效能，從而讓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變得更加與教學相關。
隨着這些研究人員和教師的合作，學校不單是學生學習的地方也是教師學習的場所，學校可以成為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教師可以構建其「實踐者知識」，又透過與研究人員的合作，將教學知識提升成為「專業知識」，教師與研究人員的彼此合作提供獨特的機會讓研究人員和教師彼此獲益。
教師與研究者專業群體合作的障礙
雖然研究人員和教師合作可讓雙方獲益，但是我們必須正視發展雙方合作所面臨的兩個巨大障礙。其中一個障礙是學校和研究機構既有的文化。社會機構一貫存在着機構既有的文化，文化一旦建立成為持久的體系，便成為其自身持久性的來源。研究人員和教師的合作同樣受到學校及研究機構其保守文化所約束， Sarason（1971）及 Fullan （1993, 2000a & 2000b）等學者曾提出學校文化一般抗拒變革。不少研究表明，群體文化只可緩慢地改變，直至重大環境產生極大變化時，群體文化才緩慢地出現一些變化（Edgerton，1992），而Hiebert, Gallimore, & Stigler（2002）認為機構文化更難轉變，要改變它們，就需要耐心和毅力。
第二個障礙是現代人傾向於尋求快速解決方案。Hiebert, Gallimore, & Stigler （2002）縱觀教育發展的歷史，他們發現曾經有不少理念良好、有助改進教學效能的點子都因着人們急功近利的心態而糟蹋。上述所倡導的研究人員和教師的合作系統很容易成為另一個受害者，因為它顯然不是一個快速解決方案，容易付諸東流。
我們的社會能否學會珍惜微小的改進，較小的實踐變化以達到更大的目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約翰·伍登（John Wooden）分享他的工作體會，總是將自己的工作描述為教學，他提供速成治癮良方：
「積跬步，可致千里……改變非刻下發生，但最終可取得重大收穫。不要妄求一步登天，而應每天積小成多──那是改進的不二法門；而一旦收效，就會持續。」
筆者在本期簡介透過研究人員和教師的合作，將教師的「實踐者知識」與研究人員的「專業知識」兩者優勢結合，令有價值的「實踐者知識」應用到日常的課堂教學中，研究人員又可以將這些教師的「實踐者知識」歸納整理，轉化為「專業知識」，讓不同的教師在千變萬化的教學情境中實踐，最終令研究人員和教師彼此獲益。
參考文獻
Edgerton, R. B. (1992). Sick societies: Challenging the myth of primitive harmony. New York: Free Press.
Fullan, M. (1993). Change forces. London: Falmer.
Fullan, M. (2000a). The return of large-scale reform.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hange, 1, 1-23.
Fullan, M. (2000b). The three stories of education reform. Phi Delta Kappan, 581-584.
Hiebert, J., Gallimore, R., & Stigler, J., W. . (2002). A knowledge base for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What would it look like and how can we get on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1(5), 3.
Sarason, S. (1971). The culture of the school and the problem of change. Boston: Allyn & Bacon.
Wooden, J. R. (with Steve Jamison). (1997). Wooden: A lifetime of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and off the court. Chicago: Contemporary 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