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港具獨特優勢助建經濟特區
自1978年國家改革開放以來，吸納不少港商北上設廠，與內地互相促進及優勢互補下，國家經濟持續騰飛，也造就了香港工業的黃金歲月。80至90年代為國家改革開放的全盛時期，北京大學滙豐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香港交易所董事總經理暨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表示，回顧這段歷程，對推動內地與香港的經濟發展，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和深遠影響；當中北上設廠的港商，更有着無可取代的角色。
過去40年以來，香港一直是內地直接投資的最大來源地，內地吸引外資的橋頭堡，不僅為內地發展帶來亟需的資金，也帶來了技術和生產管理經驗，大大推動了內地的經濟轉型和增長。「香港具有連接東西方的獨特地位，配合改革開放期間，首批到內地參與投資建設的廠家，從最近的深圳開始，其後迅速擴展至整個華南地區，以至全中國。」巴曙松稱，四個經濟特區相繼成立，而具地理優勢的沿海城市亦逐步開放，成為內地對外開放的重要里程碑，吸引大量外資進入珠三角與長三角地區。中國加入世貿後，內地經濟和全球經濟接軌的管道進一步打開，香港到內地投資的項目也開始轉變，從偏重製造業變成多元化、多方位的投資。
內地經濟騰飛 成第二大經濟體
回顧改革開放40年至今，巴曙松形容，內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經歷翻天覆地變化，其中內地生產總值更出現高速增長，至去年已超過80萬億人民幣，約佔全球GDP的15%，年平均增長約9.5%。以過去五年的內地增長計算，對世界經濟貢獻一直超過30%，不但屬全球經濟的重要推動器，自2010年開始，更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香港一向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重要門戶，巴曙松直言「一國兩制」的獨特體制下，香港在歷史、文化、人流、物流、資金流和資訊流各方面，皆與內地緊密相連。1992年內地企業以A+H股形式在香港上市，香港逐漸成為內地企業上市的融資門戶。內地不少機構在香港設立「窗口」公司，透過香港籌集銀行貸款。中國到海外的直接投資中，約有七成是投資到香港，或經香港投資往其他地區。而內地通過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除獲得資金外，也得到香港先進的管理模式和經驗，有助提升內地在企業管治和風險管理範疇的意識及水平。
拓人民幣業務 港擔當「先行者」
「香港同時具有『先行者』的優勢，早於2004年已開始發展個人人民幣業務，及後陸續開放人民幣債券市場，以至推出跨境貿易人民幣支付業務等。」巴曙松續說，香港不斷擴展和深化人民幣離岸業務，可為人民幣面向國際提供「窗口」和「防火牆」，為內地資本賬逐步開放，以至人民幣逐步邁向可自由兌換積極貢獻。
粵港澳大灣區（下稱大灣區）的建立備受各界期待，甚或視為第二次改革開放，將為港澳及眾多內地城市締造無限機遇。巴曙松強調，大灣區的社會及經濟規模與部分發達國家相若，整體GDP高於三藩市灣區，緊隨紐約灣區及東京灣區之後，唯人均GDP則相對較低，當中與主力推展高科技產業的三藩市灣區，在差距上更是明顯，某程度反映目前大灣區仍以勞動力密集的產業佔多數，相對世界其餘三大灣區已由創新經模式主導。
大灣區求同存異 共享發展成果
「大灣區各城市的發展程度差異顯著，以深圳及香港為例，這兩大城市在全球的資源配置能力處於領先地位，而區內大多數城市尚處於由製造業向高端製造業及服務業轉型升級的過程，發展步伐稍緩。」巴曙松補充，唯大灣區立足於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整體效應與影響力具有龐大的發展空間及潛力，預期到了2020年，大灣區的GDP料可逐步追平東京灣區；及至2030年更有望超越東京灣區及紐約灣區，成為世界GDP總量第一的灣區。
「未來大灣區在社會文化、法規、技術標準、決策程式和執行等各方面，應盡量保持多樣化的體制差異，同時無阻區內流、人流、資金流及訊息流互通。遇有問題，可採用先易後難的方法，逐步消弭各項障礙，最終將大灣區建設為龐大的共同市場和生活圈，讓區內所有人皆可共享發成果。」巴曙松同時期望，日後大灣區各城市在外匯和跨境人民幣業務上，可作整體推展，並充分利用珠三角和港澳各自的優勢，創造更多與人民幣在全球配置互相適應的市場工具、管理手段和政策便利，進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這既符合大灣區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也能為中國金融對外開放提供「試驗田」和「安全墊」。
劉兆佳：融入大灣區拓展新機遇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迅速崛起成為舉足輕重的大國，中國與世界的聯繫和依存度不斷提升，國家利益在世界上無遠弗屆，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中國的發展模式和外交理念獲得愈來愈多國家的推許，而世界格局亦因為中國的崛起而發生長遠和深刻的變化。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指出，國家改革開放40年來對香港經濟亦影響甚鉅。
踏入70年代，正值香港工業蓬勃發展之時，卻遇上租金高企、石油危機及勞工短缺這三大挑戰，危機乍現。適時國家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促使勞動力密集的工業選擇北移，在土地及勞工供應充足下，不但增聘人手，更擴大生產規模，形成前（香港）店後廠（珠三角）的局面，並造就本港不少成功的工業家，工業亦由此轉危為機。
港商牽頭北上 助引海內外資金
「若沒有改革開放出現，工業遭遇瓶頸的香港，會加速朝服務業轉型，被逼提早走上創新科技之路，抑或因而面臨經濟倒退危機，何去何從孰未可料。」劉兆佳直言，唯歷史只有一個結果，改革開放為香港工業提供了出路，加上有充滿愛國情懷及立志報效國家的港商牽頭響應號召，北上投資設廠，帶動其他港商、台商以至外商隨後到內地投資，促使內地成功引進資金及人才，也逐步增加對商業市場運作、私企管理及金融項目的認識。其中毗鄰香港且與港商關係密切的珠三角地區率先受惠，並推動以深圳為首的經濟特區得以建設起來，成為促進內地經濟飛躍發展的關鍵元素。
改革開放締造本港工業突破瓶頸，內地經濟持續攀升的雙贏局面。劉兆佳指，中國的發展道路和方式十分獨特，中國共產黨把它界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結合了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的歷史背景、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經驗、中國的國情和對世界局勢變化的分析的發展戰略。故近年內地先後推出一帶一路倡議及建立大灣區，標誌着改革開放已進入新里程，反映內地更重視與全球不同國家及地區締建全方位合作關係，在發展策略上，不只重視引進資金及人才，更鼓勵更多內地企業走出去，積極開拓商機，有助應對產能過剩之餘，也可吸收更多新技術和嶄新管理模式，一舉多得。劉兆佳強調，總的來說，國家正走向一個更為合理的發展模式，過去五年已經取得顯著成績，未來改革還要從全方位繼續加以深化。
大灣區重整合 港具多重角色
「相對一帶一路推動企業走出去尋找新機遇，建設大灣區的目標，主要為進一步提升區內經濟整合，集結珠三角、港澳兩大特區等全國發展最快的地區，融入大灣區之中，將各自的優點融合、互補並倍增，同時化身面向內地其他城市的示範區，發揮表率作用。」劉兆佳稱，香港在當中應加以運用本身的獨特優勢，特別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創科中心及國際仲裁中心的角色，為內地帶來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在工業、科技發展以至人才供應等方面具有更大優勢。
劉兆佳又謂，香港亦是大灣區內唯一擁有國際級高等院校的城市，培訓人才是其強項，也有很多研究成果發布，卻無法轉化為商品。日後在大灣區的整合下，香港正可與創科發展已擠身世界前列的深圳互相配合，同時發揮所長，達致優勢互補，在創科路上走得更遠。
調整思維模式 攜內地再創高峰
不過，香港要全面融入大灣區，盡握商機，劉兆佳認為部分港人在思維上須有所轉變，才可事半功倍。「香港部分政府官員對與內地整合，心理上有抗拒，主要原因是擔心香港會因而失去獨特優勢，故不想投入太多。然而，全球局勢現正面對重大轉變，西方國家在發展上面對很多問題，全球經濟增長亦處於低迷狀態，港人以往熟悉的國際環境已不復返。香港未來發展的注意力務必投放於中國及亞洲，並與內地攜手合作，在新的國際格局中找到適當的定位，拓展新機遇，方能繼續在經濟發展保持穩健增長。」
劉兆佳補充，企業、政府及專業人才在推動大灣區發展亦各有其角色，如政府的角色是提供各種軟硬件，加強香港與大灣區的聯繫。「香港在教育上應重點培訓能夠在內地發展起來的人才，並兼具國家視野、大灣區視野和國際視野，以裝備好年青人接班，成為未來社會棟樑。」
原刊於《商薈》2018年12月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