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之成為文化，就是在這種文化裏面生活的人，不知不覺地認為理所當然，不再追究其原因，而不自覺地成為思想和行為的常態。學校之間的搶學生，可以說是非常突出的一例。
在香港，學校之間搶學生，可以說是一種習以為常的現象。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都是這樣。不只是學校本身有搶學生的意識，家長也是在這種學校的競爭之中，作自己的競爭。媒體也在不斷地促進這種競爭意識，甚至有些官方的機構，也會在學校的學業成績、大學的收生分數等方面，設立指標。實際上是鼓勵了搶學生。
搶學生，有什麼不好？不是說「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嗎？這是孟子的「三樂」之一。孟子當時是什麼意思，很難猜測。當時的「教育」是什麼意思，也不容易弄清楚。雖然也有「有教無類」的說法，當年也許還沒有全民受教育的概念。
前文提過，全民受教育，是1870年英國的Education Act開始的。但由於出發點是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所以學校的功能，潛在地就是擇優、淘汰、分類、分等。因此學校之間潛在着競爭。至今，英國除了大學，還有中學的排名榜；那也是家長選擇學校的根據。但是，這些競爭基本上是學校成就的排名，是「產出」的競爭，而不是「投入」的排名。
在學校而言，「投入」就是收取的學生。搶學生，就是相信，進來的學生強，將來畢業的學生也會強。筆者的親身經驗告訴自己，這種邏輯不一定成立。筆者1970年代在筲箕灣辦學，收到的都是小學畢業派不到位（當年85%學生獲派位）的學生，中一學生的英文程度，大概只有小學三年級，但是沒有感到這些學生就是「籮底橙」，他們後來都過着愉快的生活。後來也曾在有傳統的中學教過書，進來的都是小學畢業的尖子，五年中學以後，會考（當年的DSE）的成績卻呈現正態分布，也就是高高低低的都有。也是說明，入學時與畢業時的表現，並沒有自然的相關性。
入學高分，畢業高才？
也有一種想法，進來的學生強，容易教，出來的畢業生也會強；因此要搶學生。這是把學生當成是工廠的原料，或者是廚師手下的食材，好的原料、食材，才會有好的成品。這是因為工廠與會廚師，都有明確的「產品」目標，而那些原材料都是被動的，甚至是死物。學校面對的卻是「人」。
學校的目標，其實不是明確的某種「人」──學校培養出來的人有千種百樣，不是學校可以確定的，也不是學校可以隨意塑造的，更不是收生的時候就可以預見的。況且，學校，只不過是人生路途上一個短暫的過程，只不過是將來漫長的人生的準備。學校，既不能預定學生在畢業時候的狀態與表現，更不能預先鋪排學生將來的一生。
其實，由於工業社會的意識形態，潛意識地把學校當成了工廠。在沒有另類的選擇之下，把可以量化的學業成績，當成了目標。也是潛意識的工廠概念，把進來的學生當成了原材料──強的學生，就是強的原材料；加工下來，就會是強的產品。這種意識，非常強烈，根深柢固，不會引起任何思索。大家覺得理所當然，所以說是一種文化。
這種文化的形成，是不難理解的。從來，在華人社會，教育就是一片競爭的土壤。家長的競爭、學生的競爭、學校的競爭，形成一個競爭的生態。這種競爭，無所不在，既然有選擇學生的餘地，當然是選最好的。這在華人社會，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這種競爭，卻引來了不必要也不健康的競爭，可以說是惡性競爭；就像前數周提到的小一入學的「拍片」競爭，勞民傷財，對任何人都沒有一點好處。因為那競爭的標準，是沒有道理的，香港人說「無喱頭」。
很佩服上海的劉京海，他本來是一位研究員，大約20年前，不服氣中學對學生的篩選，於是立心接管了閘北八中，一所初中，專門只收本區32所小學的所謂「差生」。通過他的努力，三年初中，畢業生都進了重點高中，而且最後的大學入學率，超過上海市的平均。他的經驗，說明把學生入學時的表現，作為他們未來表現的標尺，是沒有根據的。很記得他的一句話：「學生差，往往是教師認為他們差！」（大意）
義務教育，責任轉變！
在香港，筆者初出道的時候，1970年代初，小學普及了，中學學位不夠，暑假末往往是學生四出奔跑尋找學校的時候。學校的確有挑選學生的機會。1979年，普及初中，9年義務教育，稱為「強迫教育」。這「義務」，既是家長送孩子入學的義務，也是社會（政府）為孩子提供教育的義務，當然也有學生入學學習的義務。教育界當時沒有注意到這裏包含着根本性的變化。
實現義務教育之前，是學生馴從教育制度。學生在學業上失敗了，那是咎由自取，活該！怪不得別人。因為教育制度沒有義務幫助每一名學生成功。不成功的學生，留級、輟學，是常規。實施義務教育以後，學校有義務要保證每一名學生完成起碼9年的學校學習；學生的成敗，學校有責任。筆者當年的比喻，就像賽跑：在以前，跑快跑慢，是賽員自己的事；現在，不論是擔還是抬，都要把賽員送到終點。在這種情態下，劉京海式的思維，才能讓教育制度健康發展。
教師是不習慣的。他們習慣了面對「跟得上」的學生，而沒有準備面對「跟不上」的學生。他們習慣了程度比較劃一的學生群，而不太習慣程度參差的學生群。1979年以前的升中試，全港學生按考試成績排一條長龍，每所學校都會收到這條成績龍裏面的某一段，也就是學業程度都差不多。1979年以後替代升中試的升中派位辦法，把學生的學業成績分成5等（經過種種的技術調整），其實是一種對教師習慣的照顧，也就是不會一下子出現徹底的「智能混合」（mixability）。但是對於學校來說，已經需要心理上的調節──收生最高的學校，以往在升中試裏面，也許收到的是全港頭1%到5% 的高材生，現在於新的辦法裏面，收到的卻是頭20%的學生。
後來由5個等級變為3個等級。智能混合的程度，又進了一步。即收生最強的學校，收到的是頭33%的學生。混合程度的增加，雖說是一種進步，但是概念上其實還是鼓勵了教師和學校，希望多收等級高的學生。「搶學生」的意識，並沒有減弱，只不過收生的結果不夠理想而已。不過，近年來已經出現了不少學校，收的學生3個等級都有。那是20年前很少的。徹底的政策，是像上海，小學、初中，都是就近入學。學校和家長都沒有選擇。（民辦學校則是「搖號」，即我們說的抽籤）這樣，教師就習慣了面對不同程度的學生，學生也習慣了進展不一樣的同學。
特殊教育，堪為楷模！
這就讓筆者想起香港特殊教育學會的年會。特殊教育的教師，不斷面對的是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有兩點：第一、他們對於學生每一小點進步，都會非常興奮，非常珍惜。普通學校的教師，往往覺得學生不爭氣，看他們的負面多。第二、他們看學生，不是看缺陷，而是看全人，着意發掘他們的長處，而不是埋怨他們的缺點。年會上有幾位所謂「特教生」現身說法展示他們的貢獻。十分感人！
筆者一直認為，特殊教育的老師，是我們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楷模！在他們的努力面前，「搶學生」，是多麼的羞愧！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