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難過年年過，一年容易又新年。家家戶戶送舊迎新。過去的日子隨月曆一張張撕去不留痕，換上新的年曆，跟貼上賀年揮春一樣，是傳統家庭的新春事件簿。昔日掛在牆上的月曆牌已日漸少見，卻原來，月曆牌早已取代中國傳統的木刻年畫，不但具有提醒重要日子和節慶的功能，更有為斗室增添色彩的效果。一幅充滿吉祥寓意、印刷精美的月曆牌，可能是一個祝願，更大可能是一種廣告宣傳商品。從年畫走到清末民初的月份牌畫，以至六、七十年代鐵皮月曆的百年光景中，它們不約而同承載了不同時代的美學，同時為中國人的家庭在新的一年，增添喜慶。
月份牌畫時尚美學
鴉片戰爭後，中國門戶大開。不少沿海城市，如上海、天津、廣州、香港作為重要商港，早得風氣之先。隨後的商業往來，日見頻繁。不少西方的商業機構為了開拓中國市場，除了增強商品的包裝迎合國人口味之外，他們也覷準中國人有掛年曆的傳統和習慣，遂推出以石印彩色技術印製的月份牌畫，逐漸取代粗糙的套色傳統木刻年畫，其印刷精美，附有商標的自製月份牌畫送贈顧客，以收推廣宣傳之效。後來更成為搶購的對象，廣泛流傳於民間。之後更有商戶高薪禮聘著名畫家，代為繪製出多姿多采、新穎艷麗的月份畫。想不到在互相競爭和改進下，竟衍生出一股民國時尚的美學潮流。
由吉祥圖畫到影星畫像
還記得昔日農曆年前，老家樓下的糧油雜貨舖和一些老店都會預留數塊鐵皮月曆牌連月曆予祖母。難得這些街坊兼老主顧的長年「幫襯」，老店都不會吝嗇，大破慳囊，製作印有自家店名的月曆牌饋贈相熟街坊，既是聯誼答謝外，根本就是一種推廣宣傳的方法。而我的職責就是將去年的舊月曆從牆上拆下，用鐵線將新月曆和簇新的鐵牌一同掛上，即時有送舊迎新之感。至於那塊舊月曆牌的下場，當然是送到厨房去「墊煲底」，絕不浪費，堪稱環保。
細想這些多年來的月曆牌，發現其設計式樣和內容都大同小異，例如傳統的財神、福祿壽等吉祥圖畫，都源自昔日民間年畫，大多來自雜貨店或海味店。至於文具店或藥廠，都會推陳出新，年年不同；它們都會選用香港名勝，如山頂老襯亭、維港全景、虎豹別墅或海洋公園等。80年代往後，配合電視劇興起，電視明星也取代以往的電影紅星，那些年的汪明荃、趙雅芝、李司棋、黃淑儀等都是月曆牌上的常客，當然還有剛從佳視轉到大台的俏黃蓉——米雪，竟然還有 Do Do 姐——鄭裕玲。至於男影星則絕少出現於月曆牌上，劉德華、梁朝偉、苗僑偉是少數的例外。箇中底蘊，需要將來再作詳細探究。
掛年畫演變而來
追根溯源，這種掛新年月曆的文化，相信源自中國民間掛年畫的傳統，寓意新年新喜慶，家家戶戶迎春接福，祝願來年吉祥如意。因此充滿寓意的民間圖騰和宗教故事人物，都會一一出現，例如瑞獸、龍、馬、虎、金錢、鯉魚、福祿壽三星、牡丹、桃花等都會各有隱喻，各有層次，這套觀念跟從美學，流傳民間數百年。
直至清末，西方列強的入侵，令中國的通商口岸大開，帶來頻繁的商業貿易，加上上世紀初，石印技術的引入，商業市場競爭更是無日無之，尤其上海的十里洋場更成為月份牌畫的搖籃。這些色彩艷麗，內容充滿中西文化情調的商品，隨即令人趨之若鶩，繼而爭相搶購，其新穎的設計和格調，一洗過去數百年來，傳統木刻版畫千篇一律的民間故事內容，取而代之是一種民國美少女，時髦的西方事物，如飛機、輪船和滿室的時代家具裝潢外，當然還有穿上時尚服飾，婀娜女子的健康形象，同時畫家採用嶄新的繪製手法表達，令人耳目一新。
隨着中國易權，豐富多彩的時尚月份牌畫成為絕響，一些留在內地的畫家，也淪為宣傳畫的繪手，失卻創作的自由和空間。幸好香港偏於一隅，也造就月份牌畫的藝術和影響延續於此，而關蕙農的創作才華更在香港發揚光大。
時至今日，一塊塊陳年的鐵牌月曆已成為不少新一代的搶手貨，至於百年來的民國月份牌畫，早已奇貨可居，成為收藏家和博物館的爭相競投的珍藏。
關蕙農月份牌畫王
關蕙農被譽為是戰前的月份牌畫王，馳名省港和上海。其曾祖父關作霖，又名啉呱（Lamgua），是19世紀廣州首屈一指的外銷畫家，師承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早年的關蕙農以深厚的國畫根底和西洋水彩技法，設計繪製廣生行的「雙妹嘜」月份畫而聞名，以當時時尚的少女造型為依據，改變過往的仕女傳統，加上筆法細膩，立體呈現女性的美態和修飾構圖，創出月份畫的新潮流。
關蕙農的創作全盛期為1915至1930年代，其間承辦不少商戶的訂單，範疇極廣，除廣生行外，還有朱昌蘭煙廠、屈臣氏藥房、百家利化妝品、永安堂藥行等，不勝枚舉。1911年更被《南華早報》聘請為美術主任，其後於1915年，開設亞洲石印局，開拓家族的印刷和設計事業。其他同期的著名月份牌畫家包括杭稚英、鄭曼陀，兩人與關蕙農鼎足於中國的月份牌畫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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