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以政務官為首的特區政府，對政策及政治問題都以「拖」作為應對方法。
香港存在着眾多深層次的結構問題，特別是自中英談判以來的房屋問題和經濟轉型升級的要求。回歸後政策不變，而且變本加厲，以抬高地價房價、削減市場供應來惡化房屋問題，用金融化、股票化來將升級轉型的發展要求倒行逆施。
制訂政策需要科學化和反映社會實際需求，特區政府卻是背道而馳，不重用專家來參與制訂決策，也不理會社會矛盾，而把政策取向盲目地偏向於既得利益者。
特區政府決策的方向是把政策問題拖下去，不予解決，反讓其惡化，以滿足既得利益集團的要求。
政治方面，面對由社會矛盾和政策偏頗造成的政治矛盾，特區政府也是避重就輕，拖下去，不予解決，最後便由社會矛盾引發積累的政治矛盾日益惡化，結果被外力有機可乘，先是「佔中」，繼而是今年藉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發動起來的「顏色革命」。
同樣地，特區政府處理的方法也是拖，希望拖下去便使政治衝突自然消失。
於是，拖下去的政策實際上變成政府全面退縮，讓示威演變成暴亂，暴亂遍地開花，讓策動者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發動更多人參與示威與暴亂，也可以把暴亂吸納社會裏反政府的各方勢力整合起來，挑動政府和警察的衝突，讓策動者從容地安排布局，在多個方面配合下，把示威轉化為暴亂，暴亂化為奪權的革命。若政府不約束警察，毅然地一早有效鎮壓，動亂就不會衍生出來，也不會愈演愈烈，而且突破了一直以來社會對非法暴力的反對。文宣武衞，特區政府都缺位，沒有應對之策。撤回《逃犯修例》與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全面調查事件）都可扭轉形勢，林鄭政府本可以採取先動，卻遲疑不決。特區政府首腦退隱不敢面對政治挑戰，連警察每天的記者招待會都很遲才開始。
即使到了今天，香港的法治與經濟、社會穩定大受破壞之際，林鄭政府還是不敢果斷地用現有的政策與法制措施來止暴制亂，還是拖下去，意圖讓動亂自動停止，實際上卻是讓動亂策動者有時間和空間發動更激烈的衝突，也讓他們把香港社會更多的年輕人拉進動亂的隊伍去。
當暴民開始破壞機場、港鐵、交通燈等，動亂已轉入恐怖主義的階段，現時只是等待衝突釀成死亡，釀成嚴重的交通事故，再全面革命決一死戰。林鄭政府怎樣拖也不可能擺脫這樣的終極挑戰。
敷衍塞責 進退失據
網上有戲言說，今次反修例事件平復之後，要秋後算帳，對象應是政府的公務員，例如運輸署處理破壞交通不力，食環署任由公共設施遭受塗污、亂貼和毀壞，新聞處對維護香港新聞公正不作為，教育局放任政治教師在學校宣傳仇恨政治思想等等；相反地，香港的警察應予獎勵，他們英勇、專業和不辭勞苦。
不過綜觀今次事件的發展，最主要的責任在政府高層。林鄭月娥難辭其咎，行政會議成員也起不了輔助、支持作用，甚且間接地唱對台。至於問責官員，不是敷衍塞責，便是迴避，躲在一旁不作一聲也不作任何工作。問責的政治團隊實際上已崩析瓦解，看着特首、保安局局長和警務處處長在反對派的欺凌下進退失據。當然，取消中央政策組的心戰功能，是林鄭自取其咎。但政治問責官員的政治責任何在？團隊精神何在？不為林鄭，也應為政府、香港社會盡力。
公務員體制有其保守僵化的傾向，回歸以來，有趨惡化之勢，並沒有與時並進，反而有所倒退。領導層管治不力，導致上行下效，也使體制內的制約監管失效。積弊已久，今次危機完全暴露，實在也難對中層的官員厚責。
最應算帳的是政治問責官員，不但秋後要算，秋前也要算。
今次事件處理糟糕，使小事化大，有關問責官員不能推卸責任。警務處重聘一位副處長，已實際承認錯誤。大亂未平，警務處的高層不應變動；特首代表體制穩定，問責還可延後，但其他問責官員實應盡早整頓，應對暴亂的破壞和事後的修補工作。
百官之首 無所作為
第一位應讓位的是政務司司長，他本是百官之首，卻無所作為，沒有能力協助特首統率各局來應對動亂。林鄭月娥勢弱，好應有一位更為能幹、強硬的政務司司長輔助和替她承擔政務。
第二位是律政司司長，去位可減少政府承受的社會批評。在當前未必需要即時落台，但可預告引退，以使政府可爭取社會支持。
第三位是財政司司長，動亂帶來對香港社會經濟的破壞，並不是不可預見，特區政府有龐大的財政與政策資源，為什麼不可以緊急行事，採取措施救援受衝擊行業與企業呢？也為什麼不在衝擊破壞之際，政府提出重大的財政經濟政策，來挽救社會及國際的信心，且積極建設，推動香港的轉型升級發展，為將來打下基礎？動亂帶來的經濟危機嚴重，且碰上國際經濟景氣轉衰、中美貿易衝突之際，這已不是積極不干預或干預的學理爭議，而需要緊急的財經政策配套。司長不幹，倒不如讓別人來幹。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