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世代是進步還是退步?

——雨傘運動反思

Google 一下就出來了,何必花時間去讀書呢?手機世代多半會這麼想。但學問、思想、智慧都不只是信息,而是包涵了深層的道德、理念和哲學對個體生命及人類整體生活的價值,我們需要這些從內部來塑造我們的人格、精神,加深我們觀察及思考事物的廣度和深度。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基本功,我們也無從識辨互聯網網上信息的好壞真偽,更遑論對社會、政治現實正確的觀察。
(續上文)在各方勢力介入下,運動就在這種各懷目的,各佔路段,不顧社會成本的情況下繼續進行。不到一月反對抗議之聲已不斷,從個別行業組織到大規模反佔中簽名運動,反佔中者的聲浪已遠遠超過了佔中者的,即使大多站在佔中立場的主流媒體亦無法掩蓋。到最後,連佔中發起人戴耀廷也不得不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有清楚的跡象顯示,佔領行動已失去公眾的支持」,「港大最近所做的民調已有近八成應訪者不支持繼續佔領行動」。

運動令社會付上高昂成本

運動苦撐了70多天,在金鐘佔領區,人們看到有幾個青銅色的大氣球升起,有一兩個造型像廣東舞獅的獅子頭,嘴巴張得大大,卻只露出兩顆大門齒,雙目則是日本動漫人物的大眼睛,氣球下拖着一條標語:「我要真普選!」字體很小,嘴巴張得那麼大,口號卻叫不出聲……氣球畢竟是用氫氣吹大的,也許只有破了才能轟然爆響。然而,其效果頂多是嚇人一跳,因為那只是氫氣球,不是氫氣彈,並未產生什麼革命效應!幾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在鬧湯武革命的時候,已深切明白到:革命必須「順於天而應於人」,他們成功了,但也付出「血流漂杵」的代價。
這場未「應於人」的雨傘革命雖然沒有太大的傷亡數字,社會成本卻不可謂不高:初步最保守的評估,也是每日1億港元,70多天就是70多億。黃之鋒向傳媒宣稱:佔中雖然暫停,雨傘運動卻沒有結束,他們還會發動各種不合作運動、打游擊戰或重啟佔領行動,香港社會即使承受得起這樣的虛耗,也沒有理由縱容無知的青少年這樣做。
香港是各國博弈之地。(亞新社圖片)
香港是各國博弈之地。(亞新社圖片)

雨傘運動豈會與政黨政治及國際政治無關?

從本土政治的角度而言,所謂雨傘運動實質是政黨政治角力的一個部分,年輕學生不過被泛民政客利用作激進的先鋒隊,借意識形態的對立,跨大自己的民意實力,打擊建制派,增加自己的政治籌碼。從國際政治而言,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政治勢力,則想藉香港政黨爭利的亂局,抑制中國政治經濟的高速發展,故在物質上主動給予資助,在輿論上大力呼應。青年學生天真、簡單的政治幻想造成的虛擬力量,已被納入本土泛民政黨的政治實力之中,繼而轉化為西方針對中國的政治博弈實力。
台灣近期的政治現象,正好是香港政治未來發展的一面鏡子:台灣不久前的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除了敗於馬英九的執政欠佳,還敗於國民黨疏忽了手機族的虛擬力量,而這種新興力量卻被民進黨充分利用了。台灣的兩岸政治恐怕又有一番曲折,那是美國所樂見的。同樣,香港一國兩制發展的曲折也是美國所樂見的。

美金政治  政治正確?

更使人憂慮的是,跟北非、中東以至泰國近期發生的顏色革命一樣,我們的青年學生也迷信:美國是民主運動的旗手,所以向美國求助依然政治正確,美金政治可以為香港保留一點民主血脈,一點問題也沒有!我們的學生以至他們的父母老師輩,大都不讀歷史,也不關切世界其他地區的政治現實,更不會主動去深入了解。
學生們但見這幾年一些國家的年輕人走上街頭,在美國及西方的鼓動和支援下,推倒了一個又一個政權;以為只要把政權推倒,就可以建立民主;建立了民主,就有好的政治,合理的社會……所以岑敖暉告訴他的同學說:「你坐在馬路,那才是真正的力量。」黃之鋒更高呼:「要改變社會,只有上街!」他們終於有機會一展抱負,雖然失敗了卻仍不甘罷休。因為手機族對政治的觀察,往往只看眼前,不管前因也不顧後果。
年輕人看見革命浪漫以外,又可曾理解種種事件背後的權力鬥爭?<br>(Soerfm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3.0)
年輕人看見革命浪漫以外,又可曾理解種種事件背後的權力鬥爭?<br>(Soerfm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3.0)

手機族對政治觀察片面

他們只見利比亞強人卡達菲被推翻,慘死街頭,卻不見後卡達菲的利比亞今日依然哀鴻遍野,恐怖活動頻繁;他們只見統治了埃及數十年的軍方總統穆巴拉克被捕下獄,卻沒有看到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新總統穆爾西不到半年就下台被拘,新上台的仍是美國一直支持的軍方人物;他們只見泰國的紅衫軍、黃衫軍先後把他信政權和英拉政權推倒,卻沒注意到最後出來收拾殘局的仍是親美的軍方;他們只見今日美國仍派出軍事顧問團及空軍支持伊拉克反恐,卻不深究所謂伊斯蘭國今天在此攻城掠地,放火殺人的恐怖武裝份子正是美國在敘利亞支持的反阿薩德政權的同一批人……
年輕人的無知,政客們的自私,在國際反中勢力別有用心的介入下,如此下去,無寧日矣!香港人所期待的真普選即使實現,也不一定得到真民主,更無法得到好政治,只有一日復一日的內耗和民生的疲弊,長此以往,真的會陷於近日年輕人口中的民不聊生、甚至水深火熱的境地,這幾年世界發生所謂顏色革命的地區,其處境及現狀,都可作極有說服力的參照。
我對陳莊勤文章(連結)下面這段話甚有同感:
「我們欣賞年輕人有理想而且甘願為理想無私付出,但也必須對他們說出殘酷的現實是他們正走進沒有出路的死胡同。政客為一己政治目的不負責任地對年輕人脫離現實的想法,有勃常理人倫的做法不加勸戒……作為局外旁觀仍有良知的大多數港人,應否保持沉默,對充滿熱情的一代人脫離現實的想法仍不聞不問不置可否,對他們的歪理不加斥責、對他們有勃常理與人倫損害自己的行為仍無原則的包容;還是應該更主動多了解他們、更明確地面斥他們的謬誤?」

社交網站令我們變得更愚昧?

美國學者馬克・鮑爾萊恩(Mark Bauerlein)因寫了《最愚昧的一代》(The Dumbest Generation)一書而轟動世界,敲響了人類智慧危機的警鐘:在資訊科技高速發展(特別是手機方面)情況下,年輕人在學習和思想人格的建立上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他最近接受北京《三聯生活周刊》的訪問,談到他為什麼堅持用「最愚昧」這樣刺激的字眼來形容美國年輕的一代。他說必須用這個字眼才能引起那些以為一機在手,萬事皆曉,自信心爆棚的年輕人注意和警惕。他根據尼爾森的調查數據知道:年輕人最常去的10個網站中,9個是社交網站。他們通過這些網站24小時膩在一起,互相交換一些關於自己的個人訊息,浸淫在同代人一些身邊小事上。這樣他們在知識和思想上就只能停留在青春期的水平,因為大家的經歷和學問都很有限,沒有更複雜的見地和更深刻的想法來衝擊他們,大家都那麼膚淺,「更多的交流意味着更少的意義」。
他指出「一個人成熟的標誌之一,就是明白每天發生在自己身上99%的事情,對別人而言,根本毫無意義。」如果青年人把時間都花在同輩間的八卦新聞上,便再沒有時間和耐性去讀書和思考,失去了跟前代智者交流的機會,無法與更有深度的「歷史、藝術、公民等理念相遇」。對此等理念累積博厚的遺產,無法直接繼承,最多是道聽塗說,人云亦云。
Mark Bauerlein 的一席話,年輕人聽得進耳嗎?(網上圖片)
Mark Bauerlein 的一席話,年輕人聽得進耳嗎?(網上圖片)

本港青年需了解問題何在

從整體文化環境、教育情況和媒體水平來說,香港比美國要糟糕得多;如果說美國的手機世代是「最愚昧」的一代,則說香港的同代人是比「最愚昧」更愚昧的一代也並不為過。雨傘運動中那些揚言要為民主流血抗爭,甚至絕食犧牲的熱血青年,他們對民主究竟有多少了解呢?水平較好的挺多也只會給我們這樣的答案:一人一票、普選、政黨輪替。但任何人只要肯花點時間讀上幾本西方民主理論的入門書,都會知道,這些都不過是一種形式,一種制度安排,一種遊戲規則;普選和政黨輪替並不一定能帶來好的政治。
在寬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會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其結果往往是災難性的。上世紀下半葉至本世紀初,我們見到的例子甚多,尤其是由美國或西方勢力強行推銷建立的民主:菲律賓、利比利亞、海地、伊拉克……甚至我們的台灣。雨傘運動中青年人所表現的偏狹、狂妄、非理性和破壞法紀的意欲,預示了類似的災難性。本港青年如果不了解到自己的問題所在,他們能爭取到的,只能是民主形式或遊戲所造成的災難。

需加強人格、精神與思考的塑造

本港青年以至他們的父母輩老師輩,必須意識到資訊科技對我們學習和了解世界方面的巨大影響。鮑爾萊恩說:「互聯網的危險性在於它的知識與信息資源過於豐富龐大,人們再也不需要將這些知識與信息內化為自己的東西。」Google 一下就出來了,何必花時間去讀書呢?手機世代多半會這麼想。但學問、思想、智慧都不只是信息,而是包涵了深層的道德、理念和哲學對個體生命及人類整體生活的價值,我們需要這些從內部來塑造我們的人格、精神,加深我們觀察及思考事物的廣度和深度。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基本功,我們也無從識辨互聯網網上信息的好壞真偽,更遑論對社會、政治現實正確的觀察。要具備這樣的基本功,鮑爾萊恩認為只有讀書一途。他說:「網上那些短小快速的文本,不可能像書本那樣鍛鍊你的記憶力。」其次,「讀書鍛鍊你的想像力。沒有圖像,沒有視頻,你必須在自己頭腦中想像這些角色的形象……哲學、政治、小說,你必須通過讀書才能消化。」
要培養人才,最後還是要由根本&mdash;&mdash;讀書做起。(亞新社圖片)
要培養人才,最後還是要由根本讀書做起。(亞新社圖片)
從本地的出版業和書籍行銷的情況來看,香港本來就是世界最不喜歡讀書的城市之一。在手機文化的大浪潮下,讀書的人更成了稀有動物,而他們讀的卻大多數是和個人專業相關的或是娛樂、消閒的書刊。每年都舉辦的書展,竟都靠漫畫書來支撐場面,嚴肅的人文書籍問津者少,由此即可評估本港的讀書風氣。這樣一個不愛讀書的城市,其市民的文化修養和精神素質是很成問題的。

沒有人才 有了制度又如何?

回歸前後,香港官辦大學從三、四所增加到十多所,其性質已從精英專利變成平民普及,但大學生的學養水準卻愈來愈差,有許多還不如回歸前的中學畢業生。這樣令人吃驚的結果,不能不承認特區政府在教育政策上的失敗。有學者指出:一般經濟發達的社會,其教育的投入都在 GDP 的20%以上,而香港的投入卻只有3%,這是極不合理的做法。這反映了香港的政府和社會把教育放在非常次要的位置。
所有政治制度,都須要由人去執行。沒有好的人才,即使有好的政治制度,也不能有好的政治。香港人能不能治理好香港,人的素質仍是決定性的。我們的社會資源,應該用來培養政治家,而不是培養政客。香港社會和政府如果不注意到這一點,則「港人治港」也可以是災難性的,因為未來的「港人」就是我們的青年人,如果我們的青年人一直停留在雨傘運動這一批手機族的水平,則香港的前景是十分令人憂慮的。
論手機世代與雨傘運動(二之二)

本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