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張德江委員長說了些什麼

就我自己所作判斷,中央領導人的觀點與我幾年以來為香港所作的分析十分接近。這當然不是我對他們有什麼影響,而是只要肯擺事實,講道理,放開胸懷,不同人等都容易得到相同結論。
封面圖片:作者拜會張德江委員長,向他匯報香港青年問題。(亞新社)
 
「幫港出聲」的朋友邀我參加訪京團,拜會中央領導人,我近日雖十分忙碌,幾乎無法離港,但此機會難求,千方百計改動了自己的日程,終於周二成行,周四凌晨三時坐機回港辦事。
 
出發前已知道會見到張德江委員長,原本的安排是一小時的會面,後來委員長臨時決定將時間延長為兩小時,我們自然喜出望外。這次會面是頭等大事,可容許我們就香港事務直接與中央領導層交換意見,必須先作好準備。在會面只得一個小時的假設下,團長周融與我們商議,決定四個人發言,每人五至六分鐘。到埗後,工作人員說可增至每人七分鐘,即四人共半小時左右,其餘的時間當然是委員長的談話了。
 

青年問題矛盾最尖銳

 
周融是第一個講者,他主要報告「幫港出聲」過去的工作,並引用了大量數字。第二人是鄭赤琰教授,他精研國際上的獨立問題及釋法,並自費從 Amazon 急購了三本這方面的頂級國際權威學術論著,將其送予委員長。鄭赤琰的發言,也圍繞着這些方面,給予他的專家意見。我濫竽充數,權充第三個發言人,重點談到對香港年輕人的分析,並作出一些政策建議。第四位講者是財經界名人馮家彬,據我觀察,他是「幫港出聲」的大管家,日常事務與籌款工作的規章,訂定得有板有眼。他向委員長介紹了未來的工作方向。
 
為什麼要談到這些?中央領導人要會見港人,總是好事,但社會中畢竟也會有些人思想扭曲,毫無根據地說有些人會謊報軍情,領導人容易偏聽云云。其實,現代社會資訊發達,領導人怎可能不掌握香港的動向?從委員長長時間的談話中,明顯可知他對港事務巨細無遺,瞭如指掌。此點我早有預期,所以在發言中多談抽象務虛的分析,據團友告知,我起碼用了十分鐘也不自知。委員長對每人的發言都有詳細回應,他可能用了七、八分鐘左右的時間回應了我的發言。以下是我發言的主要部分,至於有關的政策建議,篇幅所限,唯有略過。委員長、王光亞及陳佐洱發言的政治含義,則將來另外撰文評述。
 
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中,最尖銳的應是青年問題。四年前的反國民教育主力是中學生、兩年前在最前線參與「佔中」的是年輕人,今年初在旺角暴亂的是他們,推動或明或暗「自決」,在立法會搞風搞雨的「港獨」也是他們,外國政客對他們最感興趣。不解決青年問題,香港社會難以和諧。
 
但這絕不等於大部分年輕人都是極端分子。我在大學中長期接觸年輕人,相信他們大多數理性,絕對可以講道理。當然也有不少人對世界有錯誤認識,偏聽極端觀點。此種情況是如何產生的?
 
香港問題並不獨特,在北美洲、歐洲、香港等發達經濟體中,都有類似的極端分子與反建制的活動。這些地區有兩個共性,是它們都經歷過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及深受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影響。
 
自由貿易與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總的來說,有重大的正面影響,世界上大多數的人口,尤其是在中國、印度等人口眾多的新興大國,人民收入大幅上升,它會造成不同地區(質量接近的)勞動力工資趨同,在經濟本來較落後地區,工資會上升,但在富裕地方,工資就算不向下,也可能停滯不前。不過,發達地區的資本家得益也大。
 
從香港的中產和年輕人的角度看,他們不少人會感到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無前路是因為自己的收入老是上不去,但同時又見到同儕中有個別的人收入能大幅上升。後有追兵是感到內地一些城市急速進步,在港讀書或工作的內地人也比自己更具競爭力。不少港人對此或會感到十分不安,他們不會埋怨自己,找藉口把怨氣投射到內地人身上是很自然的。
 
只要看看統計數據便可知一些年輕人為何有挫折感。從1993年到2015年,20至24歲的年輕人收入中位數共上升了百分之84.6,扣掉通脹後,22年的總升幅只得百分之13.3,等於每年平均只上升百分之0.54,但同期的房價卻增加了百分之167。挫折感容易使人意氣用事,不顧事實。
 
收入中位數上升緩慢並不等於香港沒有往上流的機會。香港與內地密不可分,中國經濟增長快,港人若肯掌握機會,事業當有大成,有部分港人也因此而成功,但一些不懂世事的人會更眼紅,對成功了的人更懷有敵意,社會中成功的人增多了,撕裂可能更嚴重。
 

收入停滯帶來挫折感

 
收入停滯帶來挫折感,互聯網社交媒體卻可把挫折感轉化為極端思想與行為。「港獨」雖不可能成功,但部分年輕人中有「港獨」思潮,此思潮本身對社會已足以構成破壞性,卻是難以否定的事實。此種思潮怎樣形成?以「臉書」為代表的社交媒體有一特點,用者如喜歡某一類觀點的帖子或文章,近似觀點的文章便會源源不絕地出現,其他觀點的則會逐漸絕跡,久而久之,習慣了讀帖子如吃即食麵,無時間思考的讀者,會被洗腦,還誤以為自己的觀點是真理。又因在社交媒體可交流意見,物以類聚,持不同觀點的會被罵走。網上消息真假難辨,也沒有多少人有時間或興趣去辨別,沒有根據只有情緒發泄的言論充斥,對年輕人思想的破壞極大。
 
更有甚者,高中課程中,歷史只是選修科,不是必修,選讀中國歷史的,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學生。部分通識科(必修)的老師本身便是極端思潮的受害者,教育戰線部分陷落,年輕人怎可能不出問題?
 
不聞不問的姑息態度絕對不可能解決問題,有些人自會尋找空隙製造破壞。年輕人犯了法後少有受到制裁,但在媒體中卻可大出風頭,把幼稚當作正義,甚至可加入立法會,同路人雞犬升天,走這條歪路符合個人的成本效益。
 
以上所言,要在幾分鐘內講完,不可能完備,但委員長大多都有回應。就我自己所作判斷,中央領導人的觀點與我幾年以來為香港所作的分析十分接近。這當然不是我對他們有什麼影響,而是只要肯擺事實,講道理,放開胸懷,不同人等都容易得到相同結論。

雷鼎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