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良師張葆恒與孫述宇

 

首先要提的是外文系主任張葆恒老師。聽說張老師是芝加哥大學的法學博士，來港前曾在廣州中山大學等名校任教，亦曾從政，中英文造詣湛深，但是脾氣有點怪異。他不喜歡談論他的過去，我們只知道他曾任新亞研究所的首任教務長，協助錢穆所長主理所務。張老師是個學富五車、具高度幽默感、行事低調的人。最近有人懷疑他就是五四後期與胡適齊名的張佛泉，筆名張抱橫 （「抱橫」是「葆恒」的普通話諧音），其政論時評瘋靡三、四十年代的中國。不過，我們很少聽到張老師講述自己的過去，只記得他說過一些調皮的故事。例如，1919年在北京讀書時，適值爆發五四運動。他認為後人把五四運動美化了、神化了，其實北京絕大多數的學生對此運動十分冷淡，沒有參加遊行，也不支持放下書本上街「搞搞震」。那天他自己和一些同學中午外出吃餃子，晚上享受北京填鴨後回圖書館溫習， 照樣樂也融融，翌日看報才知道有人上街遊行。

 

我們也很少聽到張老師評論香港及中國時事， 無從得知他對時局和將來的看法。當我試圖請他發表時論，他總是隨口背誦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或沙翁劇本一些獨白； 有時，他引用《紅樓夢》的詩詞或警句，應付我的提問，就像一個入定禪師，只給一點提示，讓小和尚自己去忖摸領悟。他的中英文書法秀麗飄逸，不論寫在黑板上或在我們的作業上，信手寫來都是教人愛不釋手。張老師是個不折不扣的「老廣」，講課時非常認真，閒聊時卻卒性直言，興奮時廣式「三字經」等粗言穢語衝口而出，淋漓痛快，教我們後生小子目瞪口呆。

 

張老師的批判性思維，特別教我感動。他曾多次針對中大校長李卓敏博士，說他一生搞中國經濟研究，可是沒有為振興中國經濟出過謀獻過策，只可說是為美國人當「特務」。張老師膽敢破口大駡李校長「不是東西」，使我第一次認識當教授的特權和尊嚴。剛從中學畢業的我，只知道中學老師罵校長，肯定會被炒魷魚。張老師有時也在我們面前點名痛批一些系內華裔英語老師，指他們不懂中國文化，還以不懂中文為榮，罵他們為「假洋鬼子」、「不要臉」、「應該被炒魷魚」，敦促我們千萬學不得。張老師也不放過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老師。張老師知道我喜與錢唐牟諸先生接近，沉醉於中國歷史和宋明理學。張老師並不反對我努力學習中國文化，但是要求我不要盲目崇拜老祖宗的一切，必須批判性地去蕪求菁，更不要變成「假道學」。有一次張老師問我有沒有去過舞廳跳茶舞，我說沒有，也沒有興趣，他就罵我不是男子漢，沒有資格學文學，因為不深入體驗社會生活，便不能學好文學。他進一步要求我們放眼世界，通過英美文學虛心學習西方社會文化，尋找西方文明崛起的奧秘，將來為溝通東西方文化作出貢獻。

 

有些同學認為張老師是個怪人、狂莽，敬而遠之，但是我喜歡聽他的課，更喜歡找他聊天。我明白張老師的用心，他要求外文系同學必須中英並重，相容東西文化，強調兩者並無矛盾， 在學術領域實事求是壓倒一切。有時他愛用反語教訓我們，強調要用清醒的頭腦和批判的態度去學習和接受新舊知識，切忌跟風逐流，更不要常常把「愛國」 掛在嘴邊，而是藏在心裏，不管身在何方，都要做個堂堂正正的現代中國人。我從張老師身上領悟到一種哲理，他好像默默告誡我們，教學是特種職業，只要站立在教壇上，就應該獨立異行，不為五斗米折腰，該出手開口時就出手開口，可以毫不留情罵校長、批院長、品評同事，更重要的是做好本分的教研工作，誠意專心栽培後學。在張老師影響下，那時我便立志從事高等教育工作。

 

 

     

我在大學二年級時，孫述宇老師從耶魯大學領了英國文學博士學位回來，因為他是新亞校友，當時大概三十剛出頭，英氣勃發，立刻成為我們崇拜的偶像。真的，孫老師對我們學風帶來很大、很新的衝擊。首先，孫老師同時在外文系和中文系開課，分講中英文小說和文學批評，打破學系山頭主義。橫跨兩系任教，當時並不常見。孫老師的課程結構嚴謹，講課非常認真，指定的參考書中英並重。他批改我們的作業時，注重分析和評論，鼓勵創意，嚴格要求實證。人云亦云的文章，肯定拿低分，或被罰重寫。

 

記得我曾在孫老師的中國小說課提交一篇長文，洋洋萬言，論述120回本《水滸傳》成書的含義。我對國內《水滸》權威學者李希凡先生等的一些見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認為120回本不是以宋江或盧俊義等高層領導為核心而寫的，更不是為了鼓吹農民革命或反封建體制而寫的。我認為全書環繞花和尚魯智深這個粗中帶細的中下級軍官而開展的。作者（們）刻意把花和尚塑造為水滸英雄中最崇高的英雄形象，讓佛家思想籠罩整部《水滸》。我列舉不少例證，認定108位英雄所想的「平等」、所崇尚的「忠義」、最想做的「濟世為懷」，都通過這位狗肉和尚說了出來、做了出來， 淋漓盡致。因此，在120回本的故事裏，梁山英雄最後而又最重要的「奇功」——「擒方臘」——亦即水滸英雄要打倒的最後和最大的敵人，作者讓魯智深輕而易舉完成了， 而且完成得太容易、太兒戲， 有點令人難以置信， 不合《水滸》寫實手法。還有，綜觀全書，108條好漢大都不得好死，宋江、李逵被毒死，盧俊義被淹死，吳用、花榮等上吊，林沖久病而死，武松斷臂成為廢人，只有魯智深得到無以倫比的善終。

 

我認為《水滸全傳》作者（們）處理這一善終未免過於戲劇化。故事是這樣鋪陳的：在征討方臘的戰役後，魯智深在杭州六和寺休息，遇上錢塘江潮信，這個關西大漢不知錢塘江定期有潮信這回事，誤以為又有大敵來襲，於是揮舞他那幾十斤重的禪杖，準備殺敵。按常理推敲，他鬥志還是那麼高昂，能夠做出這樣敏捷的反應，身體應該還是十分健碩，腦筋還是十分靈敏，不應該馬上無疾而終。但是，當他聽到別人解釋「潮信」的意義，馬上領悟幾十年前智真長老給他剃度時的佛偈（「聽潮而圓，見信而寂」）的含義，這位大老粗馬上明白，命中註定此時此刻死期已屆，於是便從容沐浴更衣，含笑圓寂。這是何等玄妙、不可思議！我們只能通過宗教理念去理解花和尚的圓寂。 作者（們）還延伸一段溫馨的情節：當花和尚自動圓寂不久，宋江等一眾倖存梁山英雄，連朝廷命官張招討、童樞密等，也列隊來送最後一程——這不是水滸英雄最風光的「善終」又是什麼！《水滸全傳》作者（們）對花和尚何其厚待！

 

孫老師對我的論述半信半疑，但是非常細心批閱，雖然高度評價我一些解讀和推理，但是提出警告，「學術論文必須實事求是，不能妄下定論，切忌語不驚人死不休。」這番話，有道理。因此，在以後的日子，我雖然筆耕不斷，但不敢輕易突出己見，更不敢輕易發表。

 

孫老師給我最大的啟迪，在於使我認識到身為現代的香港人，應該同等重視中英兩種語文，成為真正的雙語人才， 因為發展中的中國，需要這類雙語人才。他認為當時香港社會期待外文系學生畢業後在港英政府圖個政務官，便可光宗耀祖，其實是作賤人才。孫老師也十分關注香港事務，但是要求我們不但要立足香港， 更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他強調我們是中國人的事實，不能永遠充當大英帝國的順民。我們將來為現代中國社會服務，就必須同時學好中文， 因為語文不只是一種工具，也是開啟其背後文化寶庫的鑰匙。他還要求我們能夠運用中文或英文去思考和表述，而且能夠做到精準、雅緻、練達，缺一不可。他和張葆恒老師一樣，兼通中西文學，其中英文的作品，內容新穎，文字洗練，成為我們的範本。近年孫老師反對香港中文大學獨尊英文的教學政策，  其言論出自肺腑。細看孫老師所樹立的榜樣，驗證其中英文著述，在在顯示中英並重，完全是可能的， 絕非空虛口號。

 

還有，孫老師不只鼓勵我們做學問時要敢於挑戰極限，具備孟子「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度。我記得在課堂和閒聊時，孫老師舉過不少案例，都是發人所未發、言人所未言的。1978年孫老師提出論證，  認為《水滸》所塑造宋江的藝術形象，原型是岳飛的生平。1980年，孫老師又發文，懷疑《滿江紅·怒髮衝冠》並非岳飛所作， 引發爭議，但是我對孫老師這些新意和發現並不感到怪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