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中國文化的原點

性情學原是中國傳統最正宗的學問，雖然歷史上一直沒有這個名稱。

 

性情學實際上是中國人生活中最常用的道理，雖然百姓日用而不知。

 

有沒有這個名稱，和知不知道它的作用，並不重要。中國人從來沒有把性情作為一種知識來研究，一種可供抽象討論的內容來分析。因為它就在你的生命中、你的生活中、你的思想中、你的行動中，自然而然，不須質詢，一念透入，你就會發現它的存在。若加提問，反而不知所措。

 

 

為什麼？自從西方文化入侵，我們學會用理性提問題。西方文化的確開闊了我們的視野，也改變了我們的思維。談現實問題，不論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教育、科學、技術、社會活動……全用西方模式，連談人生、談學問、談歷史、談未來，也以西方為圭臬。我們熟悉的那一套，早在一百年前反傳統、反專制的時候反掉了。現在我們的思考、我們的行為、我們的處事方式、我們的工作習慣、也完全西化了，唯西方馬首是瞻。所以談政治一定是民主，社會一定是自由，經濟一定是市場，管治一定是法律，個人一定是權利……我們已經被徹底改造，走不出西方的天羅地網。他們生，我們附之而生；他們死，我們也跟着死。

 

我們好像是不會思想的孩子，哪裏像有5,000年文明的古國？很悲哀，也很可憐，我們不但失去了國勢，也失掉了話語權，好像只有他們才有學問，我們什麼也沒有，連自己是誰也不知道。

 

 

中國文化為什麼走到這一步？也許，這是歷史的運命，文明和國勢一樣，會盛極而衰。梁漱溟說中國文化早熟，從堯舜禪讓，開啟政治文化、禮樂並張，而不以暴力，的確有其慧識。但何以三代之後，掉頭向下，禮崩樂壞呢？這顯然尚有所不及。孔子力挽狂瀾，指出撥亂反正之道在開發自己內心之仁，這也就是我所說的性情，以堅定自己、承擔大任，力抗歪風；然後以六藝課諸生，筆削《春秋》，建立綱紀，以成理想於未來，非常宏大，但畢竟時不我與，終其身不能見用於世。孔子曾經說過：「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可見其抱負，但終於不能見用，則誠如顏淵所說，是「有國者之醜」《（史記》〈孔子世家〉）。由此可知，歷史的發展，並非盡為理性，有時反為私慾所害。

 

孔子之後，各國爭霸，法家以其冷睿之思，教人君如何運用權力，幫助秦始皇統一了中國。表面看是立了大功，但其實只知權力、只問效果、草菅百姓、刻薄嚴苛，可說全無性情，但卻一直影響着歷代帝皇執政。儘管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法家陰魂一直不散，所謂「王霸雜用」（漢宣帝語）。直到明亡，黃宗羲寫《明夷待訪錄》，痛定思痛，才直斥後世人君之自私：「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善盡歸於人。」又說：如此之君，豈能望臣子為之盡忠？則王朝之滅，良有以也。

 

不過黃宗羲雖痛責國君失德，更由此而思及整個體制之失效，但始終未能提出改弦易轍的方法。直至西方民主東來，國人才徹底向帝制告別。

 

在這一段時間，中國學術界經歷了漢、宋之爭，考據與義理的相輕，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輪替，中學與西學的糾纏，最後以中國傳統學問全線崩潰，幾乎被逐出歷史舞台作結。

 

 

若問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中國文化的命運真的那麼淒慘，要承受滅門之禍？數百年來自卑之不足，還要自盡嗎？古城被夷為平地，新建的一定是洋房嗎？體制已變，格局已改，許多人都痛惜中國文化被連根拔起，但根在何處？我們還認識自己的根嗎？

 

政治上的德治、經濟上的均平、社會上的信義、生活上的禮樂、教育上的成己成人，這些中國先賢揭櫫的理念有哪一點落後了？它們合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充實而有光輝，可惜被西方強調競爭的功利主義、自由主義、現實主義、個人主義毀了。

 

競爭是以個體的利益為核心的，為了使競爭合法化，西方使用了「人權」這個概念，並製作了一大堆法律來做護衛，美其名為「公正」，但究竟如何公正？只要看看美國這個極端資本社會貧富如何懸殊就知道了。中國近年追隨西方的經濟發展之路，小心別掉進深淵。

 

現在整個西方社會出現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再下去一定是政治危機。為了爭資源，社會一定分化，分離主義會愈來愈有吸引力。這些危機的背後其實就是文化危機，幾百年的自我解放、崇拜物慾、崇拜科技，早已令自己失控。西方人殺死自己的上帝在先（這一點尼采已指出），下一步就會殺死自己。

 

這樣的文化我們還要追隨嗎？他們已步入瘋狂，迷失方向，我們還要亦步亦趨嗎？

 

這是人的危機、生命存在的危機，人無方向、人無理想、人無意義。可以說，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從未如此虛無過。人即使製造出大量產品，供自己享受，但慾望安頓不了、野心安頓不了，精神還是掉在虛空裏。

 

在毀滅之前，人類是否能及時回頭？那就必須對人類文化作大反省，幾百年，乃至幾千年所走過的路作總批判。有了覺醒，然後下一代才有希望。

 

人的問題，必須從人自身解決。一切向外尋求的，都是第二義。慎乎始，方向錯了，走下去便會萬劫不復。中國古人對此認識深切，一切教育的用心都是對向此一源頭。所以說誠意、正心、正己、正念，格致非向外求知，而是吾心通向外物時如何得其正、得其真、得其道。講到底是修養問題，而不是知識問題。朱熹以之外用，心外求理，便錯了。中國人不是不關心知識，而是更重視求知時的態度。意誠，才不會以私意宰割萬物；心正，才不會被慾望牽扯。

 

在這裏，就要分辨念之正邪、意之善惡、心之誠偽、理之公私。在現實世界，這些東西具有相對性，但在人心起動，卻有先後、本末的次序。何者為先，何者為末？便有哲學家所指出的本體問題。近代學者受西方分析哲學影響，以為不能討論，其實是逃避了人生最嚴肅的一面。存而不論的結果就是錯過，人變得無根。

 

檢討西方文化的是與非，是本世紀的大問題，當然不是我這篇短文所能盡，但因為問題已迫在眉睫：至少，我們拿什麼去教育下一代？當眼見下一代的脆弱、放縱、自私、封閉、自以為是、無氣無力的時候，你難道沒有危機感嗎？沒有憂慮嗎？人類辛辛苦苦建立的文明，對此束手無策，怎麼辦？當年作《易》者看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坤文言〉），所以才有這種「為萬世開太平」的設計。亦正如孔子作《春秋》，公羊家說他是為未來理想世界設置制度。

 

作《易》者是不是文王？孔子是不是真有這種改制之論？我認為都不是重點。重要的是他們的悲願和心願，在危機之前挺身而出，承擔世運。在這裏一定有個更深沉的、更根源性的力量在他們的生命裏。平時無聲無臭，但到非常之日，有所需要的時候就會躍然而出。

 

 

這是什麼？我認為就是性情。一切不忍、慷慨、仗義、無私、奉獻的行動就會出。歷史之感人，不在理論，而在見證。唯有踐道的人、殉道的人才能呼喚群眾，帶動歷史，度過難關、走向光明。

 

性情不是生理意義的、心理意義的，也不是社會意義的，而是我們存在的根基。不過，你不要把它看做西方存有論思維上的本體，它不是一種概念結構，用來滿足理性上的思考。對它的存在，你必須採取感受——體會的進路，由「格」以至於不隔，即親覲，才能證入。若以對待知識的態度，先懷疑，後歸納，便會終身交臂失之。所以我說：性情的存在雖然如此真實，但一般人對之還是似懂非懂，似悟非悟，一片模糊。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智者也很容易略過。

 

希望我這篇短文，能打開一個通道，幫助讀者認識性情——中國文化的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