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沒水沖涼、吃大牌檔、逛國貨公司
1963年7月初次由台灣到香港，在漆咸道朋友家住了三天。朋友的父母帶我去附近的 Ambassador Hotel 吃牛排；但是不許在他們家沖涼，每天只能用一塊小毛巾擦一擦身體。因為當時香港缺水，隔好幾天才有四小時的供水。
1972年從美國再來香港，住在彌敦道上的 Park Hotel，有兩天晚上去吃大牌檔，也去過中環和灣仔；中環不少地方很破舊，灣仔則是酒吧林立，美國大兵很多。
1978年從加拿大來香港，目的是回中國大陸探親和參觀。朋友建議去國貨公司買一台14吋的彩色電視送給親戚，果然大受歡迎。
幾次來香港，看到她的自由開放，也看到她得益於中國內地的孤立與封閉。
香港人勤勞肯幹，而社會制度使每個人都必須努力才有飯吃。許多香港人是到嶺南來避秦時難的，他們對內地的情況不滿意卻並不熟悉；對英國人的統治很自然地接受，但是精神上和文化上仍有一種中國「遺民」的情懷。
在1978年那次逗留中，我注意到粵語電影和粵語歌曲的開始流行。我在台灣時所熟悉的國語明星和歌星已經不紅了，內地剛興起的傷痕文學卻很受歡迎。
後來：自豪、擔憂、心理回歸
1983年夏天，我從加拿大回中國講學，出境時取道香港，見到幾位在北美洲結識的老朋友。大家對香港近幾年的現代化很自豪，他們說，香港銀行的自動化程度明顯超過當時的加拿大。有些人對本是農村的深圳開始注意，也有人談到想在內地投資和進行貿易。
1989年秋，我和妻子被說服到香港來「考察」 尚未修建的香港科技大學。在憧憬當時只是棄用軍營的大埔仔將會變成一座巍峨的新型大學之後，又有人帶我們去萬宜水庫禁區體驗香港幽靜的一面，也看到了難民營內命運迥異於香港人的越南難民。回到美國後，我們排除了天安門事件後華人世界瀰漫的悲觀與憂慮，決定到香港工作。
預見人心難回歸
1997年6月16、17兩日，我在《信報》發表了一篇長文，提出「政權移交可以一夜之間完成，但香港人的心理回歸卻需要一個過程」。當時我雖然預見到這種情況，卻絕對沒有想到15年之後許多香港人會大規模聚集抗議國民教育，某些激進的社團還反對修建香港和內地之間的高速鐵路。
許多香港人心理遲遲沒有全部回歸。這裏有幾個重要因素：第一，內地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的陰影無法去除；第二，1989年天安門事件是香港社會有史以來最大最長久的社會和政治動員，影響深遠；第三，英國的教育體系和近20年來的全球化使許多香港人以現代的英、美為基本參照系，無法接受中國內地的許多現實；第四，前三種因素在知識分子，特別是教育和傳媒工作者的心中佔有更大的分量，而他們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影響到大部分市民，特別是年輕的學生。
現在：劏房、自由行、國民教育
1997到1999年我每年都會到十幾位城市大學的學生家中訪問。多數家庭屬於中產階級，但是他們的居住條件卻比我所熟悉的美國、加拿大、法國、台灣甚至是中國內地的中產城市居民要差。電視新聞所披露的籠屋以及最近這些年盛行的劏房自然更要惡劣許多。不幸地，這些都是香港部分市民生活的真實寫照。
2003年，我見證了香港社會團結合作抗擊「沙士」；經過了23條立法的風波；參加了溫家寶總理在 CEPA 簽訂之後在禮賓府的答問會，並且目睹了隨即發生的71遊行。
2008年美國的次債危機引發了全球金融海嘯。我當時在北京大學，眼見京港兩地抗擊海嘯的行動。沒有想到的是，海嘯還沒過去，香港和北京兩地的樓價都迅猛上升，三、四年間，情況近乎失控。
2012年，本來是正常不過的一個有關國民教育的課程建議在傳統和新傳媒的一片嘩然中，引發了今日佔中行動的前奏曲；根本還沒有定案的國民教育在許多市民心中以及外國傳媒報道中成了箝制思想和「洗腦」的代名詞；特區政府被迫退讓，因而使不少人對中國的認同更加薄弱。
不可任意修改《基本法》
事實上，香港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一國兩制」對香港對全中國來說都是一個很好的安排。「兩制」的前提是「一國」；大家如果不同屬「一國」，那又何需保障「兩制」？
《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律基礎。公然提倡違反《基本法》，刻意挑戰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絕不是小事；這等於不願意接受現有「一國兩制」的安排。香港有些人確實有這樣的心理，但是多數香港人不會同意，因為他們知道《基本法》是保護香港的。如果《基本法》在香港不被尊重，因此使內地有人也按他們的想法修改《基本法》，這對香港的發展會有利嗎？
近來年由於內地遊客激增，擁擠的香港變得更加擁擠；而一些內地遊客的舉止確實令香港人不快。但是這便值得在街上辱罵內地遊客，並且在心中自外於與我們山水相連、血脈相通，正在崛起的全中國嗎？
另一方面，即使是接受「一國兩制」安排的人，經過17年的實踐與摸索，也會有某些反思與建議。《基本法》所沿用的港英時代的行政主導原則與十多年來香港的民主進程如何互相適應？特區政府的行政部門如何改進它和立法會之間的關係？立法會又如何形成一種自由卻又專業、議事而非「作秀」的符合先進國際標準的議會文化？
未來：地理、文化、社會
2014年5月某晚，我遺失了銀包。第二天早上，我去警署報案，當值警員態度良好，行為專業；並給我提供了一些資訊和建議。接着兩天，我去補辦身份證、回鄉證、駕照，並且到三間銀行補辦信用卡等。所有手續都簡單、清楚、有效率；幾乎所有辦事人員都很專業，而且相當友善。
我明知香港的總體競爭力相對於內地在不斷下滑，我也知道1983年我來香港時，她的 GDP 大約是全中國 GDP 的25%，而今天這個比例已經降到不足3%，但是在辦完了各種手續之後，我在感情上認為，香港是全世界最可愛的地方；這種感覺在每次從外地回到香港時都會出現。一句話：Things work here and people are nice.
佔中後遺症
無論目前的佔領運動如何收場，特區政府如何善後，香港已經受到了雙重內傷：第一是社會的撕裂和由此引起的相互猜忌；第二是香港素來自豪的法治受到了破壞。
2014年9月28日開始的社會大震蕩是幾個深層次矛盾的交集和爆發，它迫使香港社會必須面對當今和未來的嚴峻挑戰。希望香港各界可以把它視為一個警號，以此為契機轉危為安。
經濟上如何給大量低技能的人口提供就業機會，使中產階級減輕供樓的負擔，讓老人可以不必依靠子女而過上有尊嚴與安全感的生活，這些是香港的當政者和精英階層必須面對的問題。而最重要的莫過於讓年輕人感覺到有前途，願意為了自己的未來而努力。
文化上，如何可以使香港既符合她作為中國南方一個大城市的自然定位，又可以保持她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的地位，是對香港教育系統和整個傳媒以及文化界的挑戰。未來的香港社會精英應該具有宏觀視野和歷史眼光，能夠一方面從中國歷史和現狀中看到全中國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又從全球地緣政治的角度和國際局勢變化中認識香港的特殊地位。
而從這個認識到定出香港的發展道路，需要全港市民在政治層面形成一個廣泛的共識，循序漸進地實現民主管制模式，並且據此訂定香港從2017到2047年的發展路線圖。
地理環境決定社會發展
縱觀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地理環境是決定歷史發展的主要條件，第二個重要條件是找到一個適應自身地理條件的社會組織和管治模式。
古希臘因為多山、海岸線長又多島嶼，所以發展成為以海上貿易為主的許多城邦。西藏因為是個大高原，所以發展出以放牧犛牛和種植青稞為主的農牧生活方式。
內陸山區裏的社群想要以海上貿易為生計明顯是糊塗。有蓬勃發展的珠江流域和華南地區為腹地，卻不想和這個地區合作交融，甚至希望與之保持距離，那是更加糊塗。
要想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給香港青年人找到較好的發展機會，讓香港有序地和珠江流域、華南地區甚至全國在經濟和社會上逐漸融合是一個必須考慮的選項。
在一國的範圍內這其實是再正常不過的情況：19世紀美國匹茲堡的工業家和20世紀德克薩斯的石油商人很多都出自紐約，而紐約也因為吸收了全美國甚至全歐洲的人才而成為全世界100多年來最富有最重要的經濟和文化大都會。
香港要和內地進行互補互惠的經濟與社會融合需要有兩個前提：第一，香港要能夠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和創意設計中心的地位；第二，放棄香港人曾經有過的某些優越感。
如果大批有技能有創意有志向的香港青年人能夠在中國內地找到個人的事業和人生志趣，而在這個過程中既能有助於國家的現代化，又加強了香港自身的競爭力，這就是國家、香港和個人的三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