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前應邀出席一個專業團體的周年晚宴，席間一位經常在傳媒露面的，左派教育工作者團體的負責人，隔着筆者向宴會主人談及他們在做學生工作取得的成就時，頗為自得地提到幾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說，（大約是在他們影響下）一位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獲得多個5**成績的學生，放棄升讀本港學子趨之若鶩的兩家大學醫學院，轉投北京大學歷史系。筆者聞之甚為驚訝。驚訝的不是這位青年學生的選擇，畢竟青年人的選擇受很多因素影響，尤其是環境因素的影響。他們有時作出人們意料之外的選擇絕不令人奇怪。我驚訝的是有人將之作為自己的工作成就來談論。這位學子的選擇相對於香港主流而言，可說牽涉兩大跨越：一是地域的跨越，香港到北京；二是學業的跨越，即放棄醫學院選擇歷史學。在香港夠資格入讀醫學院者至少理科成績必須十分出眾，說醫學院學位幾乎全為理科生的囊中物應該離事實不太遠。這位精英學生作出這兩大跨越，不可能沒有意識形態層面的因素。這也可能就是這位左派老師視之為其學生工作達得誇耀成績的原因吧。
有志於歷史系，應到北大？
現代社會是腦力的社會，它的進步全賴社會上那些超卓腦袋產生的創新意念，它轉化的創新技術推動。聰明頭腦是現代社會最具價值的稀缺資源，現代教育系統擔負培育發掘聰明頭腦的責任。作為那些已頴露聰明才智學子的引導者，老師有責任給他們正確的指引，使他們能在未來人生中盡量發揮自己的才智，既使他們有豐盛光輝的人生，也使社會獲益。在香港中學文憑試中能獲得多個5**自是可造之材，引導他到內地攻讀歷史是否最佳引導值得商榷。實際上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內地高校辦學資源充足，進步不言而喻。香港學子尤其是資優者到內地學理工醫農都沒有什麼可奇怪的，甚至學法律、學經濟以了解中國的制度運作，為在中國發展打下基礎都值得鼓勵。
筆者絕無對歷史學不敬，認為歷史學不重要，或不應讓最好的頭腦投入到歷史專業的意思。實際上古今中外都有很多傑出人物，聰明頭腦投入到歷史研究之中，從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司馬遷到湯恩比，都作為最偉大人物而載於史冊。我的疑慮在於歷史學在今天中國的地位。歷史學作為社會科學，在中國一直與國家意識形態存在一種緊密的連繫，在相當程度上是要為政治服務的，歷史學在內地體制下，根本不是一門自主的學科。用哲學史的婢女論況之歷史學在中國地位，即作為政治的婢女庶幾近矣。這樣，即便有志於歷史學，也應該選擇先在香港乃至歐美接受基本的歷史學訓練。至少在這些地方，歷史學是自主的領域，聰明頭腦可以在那裏自由翱翔。青年學子未必了解內地這種學科局限，作為引導者的教師，是不是自己也對這些局限視而不見，而不能給學子適當的指引呢？這裏就產生一個問題，港人到底對內地有沒有真正了解的問題。
港人，不管左中右其實多不真正了解大陸
一直以來，大陸在香港有很多宣傳活動，並且有嚴密有力的組織，吸引香港市民的向心，大陸的這些工作取得相當成效。即便在毛澤東時代，儘管經濟一塌糊塗，意識形態的宣傳也還是令一些港人景從的；到鄧小平時代，中國經濟起飛儼然世界強國，中國的話語在相當程度浸入香港社會的每個角落。作為景從中國執政黨的左派人士，他們對中國的話語照單全收，甚至對有所懷疑者，大肆撻伐，以維護心中的圖騰。這些缺乏批判精神的左派人士，其實對內地沒有真正的了解。他們整日價奢談國情，其實對國情沒有真正的理解。前面所說的那位左派教育工作者很大的可能就是對歷史學在中國的地位，這個領域所受的局限，所需要的人材沒有足夠的了解與認識。
與把內地作為圖騰的左派人士相反，香港還有一些人也是基於一種意識形態的情結，全面否定內地就是，所謂妖魔化內地。這種基於情感而自我遮蔽影響了這些被稱為右派的人士，對內地的認識。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確實一無是處。政治專制，經濟蜩螗，在國際上自我孤立，到處樹敵。但是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使中國發生了巨大改變。從民族主義的角度看，中國實行的制度有助於它吸引全世界的人手職位到中國，使中國成為全球化優等生，晉身為經濟大國次席。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有很多值得以客觀態度去觀察、分析和研究乃至借鑒的地方。
左派與右派的意識形態羈絆影響他們客觀看待內地。但是作為最少意識形態情結的商人，他們雖然與內地有頻密接觸甚至因為商務需要長期在內地居住。這些人對內地的認識其實也相當偏倚。因為他們的商務活動在內地環境下更注重的是人脈關係。這樣商務人員對內地的態度基本上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以達致商業運作的順為取向。
井水河水的政策可能更合中港制度差異的現實
香港左中右所有階層和派別中相當多人不真正認識內地社會，這是由於兩地實行的不同社會制度所決定的。存在主義大師沙特不有言哉，存在先於本質。香港的自由平等制度這種存在決定了香港人思想意識的本質，大部分香港人都沒有長期的生活經驗，即使在意識形態層面站在大陸一邊的香港人，他們慣常也會以香港的生活經驗去理解或解釋內地的同類事物。只要中港不實行同樣的制度，兩地的觀念意識就會存在差距。中央政府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無疑要把這種差距作為香港政策制定中一個重要考慮因素。
香港回歸以來，甚至可以上溯到過渡期，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策其實發生了巨大變化。八九年六四事件後，中央政府擔心的是香港成為反共基地，當時江澤民提出河水不犯井水的說法，在相當程度上中央政府採取守勢。這一政策實施有年，現在回頭看，那是四分之一世紀中港關係最好的時候，是中央政府最受香港市民信任的時期。後來由於兩地經濟層面盛衰異勢，中央政府逐步採取進取的香港政策，從第二管治團隊的宣示（公開於刊物），而後通過一些港人之口提出人心回歸，再以澳門垂範香港，到現在的反港獨。香港政策愈趨進取，不免使港人疑慮，擔心從而有所反應。這形成一種循環，香港社會分化，中港關係和中央政府在港人心中的地位都出現了逆轉。這實在是一種弔詭的發展。本來隨着中國國力的增強，應該對自己有更大的自信，更大的自信應該帶來更寬鬆的香港政策。歷史事實證明，寬鬆的香港政策有助於提升港人對國家的信任和認同，港獨自然失去市塲。只要香港不實行內地的制度，港人的思想意識不可能與內地趨同。
有些人基於內地經濟增長優於香港，認為香港應融入內地。我們姑不論融入的確實定義，實際上對於一般市民而言，判定中港孰優孰劣者，非止於經濟增長一端。還有社會公平和自由以及諸如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和設施等等因素。在很多方面香港還是大大優於內地的。甚至可以說，內地是在犧牲一般市民這些方面需要基礎上才取得更高的經濟增長的。對於主張融入的論者而言，香港一制是否值得保留似乎己成問題。事實是大部分港人認為對他們而言，香港還是更宜居的地方。港人只是希望保留自己的制度，保留自己的自由生活方式。港人的抗爭大抵是也所謂危，擔心自己一制消融於一國之中。目前看來，重回河水不犯井水的寬鬆政策可以是解決香港問題的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