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隨着內地經濟愈見停滯，開始有專家和學者公開發表偏離「主旋律」的言論，將問題指向體制本身，意識到體制一天不改，問題只會不斷重複發生，無從解決。這為中國今後真正需要的改革開放與現代化，闡明了方向與道路。
當中較具理論基礎的是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在其題為「中國經濟的一階問題和二階問題」主題演講中，明確指出中國經濟發展裏主要需要解決的是「一階問題」，而非「二階問題」。所謂「一階問題」，關乎我們秉持的理念和採用的體制模式，是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法治化進程，還是退向計劃經濟、人治時代。「二階問題」則涉及具體的經濟政策，包括如何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投資及消費、如何刺激出口、如何解決特定產業（例如房地產）所面臨的問題等。簡單來說，「一階問題」是「道」的問題，「二階問題」是「術」的問題。
通過改革解決「一階問題」
根據張維迎的解釋，上世紀80年代，圍繞改革路徑的選擇出現了激烈爭論，可以理解為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這兩派之間的核心分歧，就在於側重點應是解決「一階問題」還是「二階問題」——改革派主張通過改革解決「一階問題」，保守派則側重於「二階問題」。鄧小平所提出的「一階問題」解決方案，為中國在過去40多年來，帶來了3次顯著的增長高潮。因而面對今天的問題，還是要靠「對外開放，對內放開」解決「一階問題」，而不是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二階問題」上兜圈子。
在郭建龍的新作《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發現之後中國的開放與封閉（1516-1840）》中，從歷史角度也驚訝地得出相似的結論。他指出，現代人錯誤地將改革與歷史上的變法對應起來；雖然「改革」與「變法」在字面上接近，在內容上卻是南轅北轍。改革的核心在於放鬆管制、減少干預，目的是賦予民間經濟更多自由；而歷史上的變法（例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以及漢武帝變法、唐朝的兩稅法、明朝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卻大都以收緊權力、加強干預、增加財政為目的。因此，幾乎所有變法都產生了擠出民間財富，達到普遍貧窮的結果。古代歷史上真正的改革時期，對應的是以漢朝的「文景之治」為代表的休養生息時期。幾乎在每個朝代初期，都會有這樣的一個寬鬆時期，減少權力的任性，強化民間的自治，從而達到經濟快速發展的目的。
制度慣性所造成的政策反轉
因此，在「一階問題」和「二階問題」之上，郭建龍更闡明了另一關鍵：中國歷史上的制度慣性。中國歷史上從不缺乏改革時期，也不缺乏開放時期，但一個困擾了2000年的問題是：不管一個時代採取了多少改革和開放的措施，但到最後，集權主義所產生的穩定需求，最後都會導致權力重歸閉塞，將之前的所有成果盡數推翻。
以鄭和下西洋為例。鄭和的船隊標誌着中國航海業達到了世界領先地位，但在支持擴張的永樂皇帝（明成祖）離世後，新皇帝明仁宗立刻召回鄭和，同時實施海禁政策，造成了中國航海業在大航海時代來臨之前突然衰落，再也無法與西方相提並論。同樣地，清政府在早期為了擴張，亦依然表現出一定的開放性。但當帝國結束了擴張期，進入穩定期，就關閉了所有窗口，產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僵化的閉鎖。
這種在中國盛世下的重要政策被叫停後，所出現的大幅倒退，甚至反轉，是今天我們需要引以為鑑的。由此亦可見，基於制度慣性，開放在中國歷史上得來不易。如果不汲取歷史的教訓，很容易就會回歸封閉的原點。
經濟問題是未實現轉型的結果
從張維迎的「中國經濟的一階問題論」，到郭建龍的「制度慣性論」，讓我們明白近200年來，我們仍在為走出帝國時代、實現現代國家而尋路。目前國家所出現的經濟問題，其實也是包含在體制之中，是國家未完全實現轉型的直接結果。張維迎在演講中指出，企業家信心不足，其根源是企業家的人身安全與個人財產安全得不到有效保證，而非資金流動性的問題或融資成本高昂。當自由空間不斷拓大、法治不斷進步時，他們的信心自然會增強；反之，當自由空間縮小、法治倒退時，企業家信心就會動搖。這一點與西方經驗完全一致──只有私人財產權得到相對有效的保障，才會出現真正的經濟增長，這也是國家制度變革的重要基礎。
此外，目前中國的經濟問題，也是中國作為一種後發型的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系，企圖以其體系及社會秩序代替自發運轉的市場秩序所造成。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劉守剛在其《何以轉型：走向現代國家的18個命題》中，引述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在《致命的自負》（The Fatal Conceit）的內容，指出高度集權的政經體系，是不可能做到有效的資源配置，因為其機制根本沒有能力掌握本來該由市場應對的「情勢的知識」，因而不能有效地做決策。不過在中國，則更傾向以近來直言不諱的經濟學者付鵬所說的形式出現：目前內地輿論環境「經濟不許說不行，誰說不行誰就是叛徒，誰說不行誰就是不愛國」，「但是真正可怕的是如果大家都不去講，到了關鍵的時間點上，會使得所有的資訊回饋形成謬論性錯誤，最後你們會發現，連決策層都做出錯誤判斷，那就完蛋了」。
堅守市場這道最後防線
所以在現在，特別在經濟嚴峻的情况下，市場已成為必須堅守的最後一道防線：一旦市場秩序被替代或破壞，不但經濟狀况無法改善，而且高度集權的政經體系的自身秩序，將會進一步啟動中國歷史上的制度慣性，並與之合流。屆時「改革」將淪為「變法」，一切改革和開放的措施亦將無從展開，甚至悉數被推翻。
中國能否走向現代國家，現在正值關鍵時刻。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