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宗教到世俗:唐代蓮花童子的圖像與金銀器考

從漢唐漫長的佛教發展過程觀之,嬰戲圖本非藝術故事的重點,相反一種強調濃厚的宗教成份,與佛經所記童子再生的故事,才是此等載體的描述原意。
封面圖片:古月堂珍藏唐代鎏金童子持蓮燈(作者提供)
 
在唐、宋、元、明、清的中國藝術作品中,最連貫而普及的一類題材當數嬰戲的內容,它與表現母題的故事相提並論,廣泛在民俗信仰中保留豐富的圖案。筆者認為,嬰戲圖像愈至後世愈受歡迎,乃因成功構築不可或缺的人倫元素,以展示家庭中的親子孝道,或社會中對老弱婦孺的保育功能。從漢唐漫長的佛教發展過程觀之,它們本非藝術故事的重點,相反一種強調濃厚的宗教成份,與佛經所記童子再生的故事,才是此等載體的描述原意。凡此,反映佛說由出世而入世,由信仰而步入世俗的必然階段。
 
唐代青釉褐彩童子蓮紋壼
唐代青釉褐彩童子蓮紋壼
 
北宋耀州窰四童戲蓮盞
北宋耀州窰四童戲蓮盞
 

佛教傳入中國 藝術人性化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已出現眾多佛像造像,南北朝至唐時代更為興盛,創新了佛教的藝術內涵。例如佛畫中的化生童子圖,便是表現在蓮花元素與童子的匹配造型。「化生童子」的觀念,原本在佛教造像藝術中主要以飛天散花、歌伎漫舞、供養體態、雙手合十等方式呈現,大都作為陪襯主尊像的配角。唐代延續此風格以外,加入世俗嬉戲的形貌,使得化生童子具更加活潑的本質。比較敦煌壁畫上的唐代蓮花童子圖像,以及古月堂珍藏的唐代鎏金童子持蓮燈,當發現嚴肅的宗教題材開始注重人性化的表現,構成唐代貴族社會的普遍價值。
 
敦煌壁畫中一佛二菩蕯主像與童子像(左右下角)
敦煌壁畫中一佛二菩蕯主像與童子像(左右下角)
 

新生命象徵 童子化身

 
佛語所指的化生童子,源遠流長,在大乘佛教的輪迴觀念中,即經常論及「四生十類」、「六道四生」等有情眾生。《長阿含經》對此「四生」,解說為「卵生、胎生、濕生、化生」四種衍生的基本方式,符合物種的生態原理。由卵殼出生者,即稱為卵生,例如鳥、龜、蟻等;從母胎而出生者,即稱為胎生,又作腹生,例如人與哺乳類動物眾生等;由潤濕或腐敗環境所誕生者,稱為濕生,例如飛蛾、蚊蚰、蠓蚋等。至於無所託而忽有的,則稱為化生,例如諸天、地獄中之眾生,四生之中亦以化生的數量最多。好像在六道中,地獄道和天道為化生,人道(於劫初時)、餓鬼道(鬼通胎)、畜生道(龍、金翅鳥之類)、阿修羅道(限於部分阿修羅)中也有部分化生。
 
因緣業力有別,故化生者出處有所差異,化生方式也呈現不同。例如未來佛彌勒菩薩於兜率天宮寶座中忽然化生,等待因緣成熟才下生南閻浮提;西方極樂國土的教主為阿彌陀佛,其左右二大弟子為觀音、大勢至菩薩,在彼國土也是從化生而來。化生既是新的生命忽然而生,除了上述諸大菩薩化生彰顯莊嚴菩薩狀貌之外,大多數的化生可以童子貌的形象展現。在《大寶積經》另載昔勇郡王,為轉輪聖王,其兩位夫人沐浴後,各有一位化生童子由夫人膝上結跏趺坐而生,二童子分別名為法意、法念,其貌莊嚴無比,誕生後能說佛法偈語。
 
佛經中以蓮花化生的眾生,不經父精母血的愛染所著,故為清淨的象徵,如《大寶積經》中云:「云何不處胎,化生蓮花中。」而在他方佛國淨土中往生眾生,亦多屬化生,例如阿彌陀佛的極樂淨土,在《阿彌陀經》、《觀無量壽經》也都指往生極樂世界者,皆由七功德水、八寶池中的蓮花而誕生。值得注意的是,北魏至隋代的化生童子常出現於龕楣、龕楣附近、龕壁,或者有些出現於窟頂,常與背景裝飾融為一體,此時的化生童子尚強調化生的歷程。唐代時期淨土經變盛行以來,化生童子漸多由蓮花而出,或手時蓮花,或戲於荷花,成了佛教畫像的固定格局。在唐朝民間,流傳著《蓮花童子贊》,內中云:「蓮花童子見飛仙,落花空中左右旋,微妙歌音雲外聽,盡言極樂勝諸天」,喻意蓮花童子是從極樂世界來的,也是阿彌陀如來的化身。在敦煌石窟之中,「釋迦牟尼佛、西王母(瑤池金母)、項光童子(蓮花童子)」三尊並列,證明蓮生活佛的地位。隨着民間的信仰風尚,蓮花童子還發展出右手說法印,左手持蓮印的形象。《蓮花童子 法相簡介》便謂:「蓮花童子頭戴五佛寶冠(法王冠),右手說法印,左手持蓮印,金剛跏趺端坐於大白蓮花法座之上,面帶微笑,法相莊嚴,身放百寶光明。」蓋蓮花代表清淨,出污泥而不染,童子亦象徵純潔,法身清淨,相信早於唐初,佛說者已將兩者並合,作為吉祥的象徵。
 
敦煌壁畫的蓮上化生童子像
敦煌壁畫的蓮上化生童子像
 
敦煌壁畫的戲蓮童子像
敦煌壁畫的戲蓮童子像
 

古月堂珍藏 唐代工藝超卓

 
古月堂珍藏唐代鎏金童子持蓮燈(正背兩面)
古月堂珍藏唐代鎏金童子持蓮燈(正背兩面)
 
古月堂藏的唐代鎏金童子持蓮燈,高22.5釐米,底寬12.5釐米,造型精美獨特。主體為一身穿寶衣、足着寶鞋,只有前額頭毛的小孩坐於盤台之上。其左右手持分別護持寶蓮花燈莖部,面容圓潤祥和,眼視前方,略帶微笑之狀。蓮童衣飾細緻鮮明,身穿長袖內衣,有帶飾護頸,外穿蓮瓣寶相紋飾的嬰孩肚兜,裏外衣履邊緣由上下三角紋飾配搭,展示整裝,衣袍的前後左右,均採唐前期貫用的炒珠工藝為地,並金絲製造忍冬花的纒枝紋理,以辨識不同區間,使純粹鎏金地方加上的「品」型小花圈,與密地炒珠地方加上「品」型小花圈,形成各種層次和排序,花紋分布倍添自然。首、身部位呈示鎏金和鏨刻技術較多,至於手腳關節多用錯金技術,而鑲嵌金絲金珠則盈於衣服之間,可以說將唐代金銀器的工藝推向極至。若再觀察蓮花燈飾,與孩童幾乎平頭的蓮瓣燈鏨刻清晰,蓮上盛燈的金碗容器製作一絲不苟,底部中央鏨刻「大唐貞觀」字樣,與本文推斷只可能在唐代前期,隨着中亞粟特金銀工匠技術東至長安,才達至如此超卓水平。
 
唐敦煌寫本《唐太宗入冥記》,嘗述太宗經歷「玄武門之變」,午夜夢迴對陰間地府兄弟的慘狀歷歷在目,深有所憾。其事固屬荒誕創作,惟亂事令皇帝起超渡之心,以後追求道佛安慰,似乎不無道理。以後,玄宗糾正武韋之亂,宮中喋血才告段落。化生蓮童具佛祖護佑之意,保障李唐皇室的安危,也為佛教維持安穩的發展空間。唐代宮廷盛行中元節,民間且將目蓮救母演成豐富的經講,均加速了宗教連繫於民間報施活動。由鬼道而更多思考人道重生問題,形象生動,意味莊嚴,未嘗不是佛道警世覺悟的共通旨趣。
 

趙雨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