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見本欄2024年1月16日〈河源姊妹學校尋源之旅〉）中提到，筆者與數位老師帶領了我校中三級的同學到河源巿的姊妹學校進行交流，同學們得益匪淺。活動中雙方師生不能避免去探討的，當然就是香港人與生活在國內其他省巿的同胞間，在不同社會背景下成長的「強弱機危」。
這其實是香港人每一天必須反思和記在心裏的問題，才能找到自己在國家和世界上的定位和價值。所以不論是現在的公民科或以前的通識科，筆者也是不斷跟同學強調作為香港人（佔國家人口0.5%及世界人口0.1%）的重要性。
香港就是一道橋
套用「十四五」規劃中「雙循環」的概念，如果國家是一個「圓」，國外是一個「圓」，那1842年後的香港，從來也不是這兩個圓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同時卻也是這兩個圓的組成部分。香港，是使這兩個圓之能夠變為一條鏈的扣；香港──筆者常常類比成──也是一扇門或是一道橋，作用只是用來連接周邊的地方。我們平日也不會在門或橋上停留很長的時間，但其重要性卻不容忽視，甚至不少橋可以作為全球性的地標。
香港同學面對國內其他省巿的同學，往往能容易會有妄自菲薄的情況出現：論中文程度、普通話能力，香港同學當然不及國內同學；論國情了解及學習上努力的程度，香港同學亦像是很容易給國內同學比了下去。但筆者常跟香港同學說，香港人，其實一早就已經贏在起跑線上：同時懂讀寫簡體字、繁體字、普通話四聲、粵語九聲（雖然也是世上極少有要分口語和書面語的地方，但懂普通話的學粵語，要比懂粵語的學普通話的難度高很多）、英語；同時懂得倉頡、速成、拼音、筆劃多種電腦輸入法；同時可用Google及百度、Netflix及騰訊視頻、YouTube及優酷、Facebook及微博。一個腦，要適應兩個系統，是辛苦，但辛苦過後，也是香港人獨有的優勢。
劉德華與薛之謙的定位
近日看了兩位歌手的演唱會，一位是可堪稱為香港人代表的劉德華，另一位是國家其他省巿比較熟悉的薛之謙。兩位歌手雖然好像沒有怎樣同台演出過，但其面對香港及國家其他省巿的觀眾文化差異，卻很可以用來作一個學習的參照。
傳媒上間中也有報道香港歌手在演唱會中被要求說普通話，筆者沒有親身看過這些歌手的演唱會，故沒有調查也沒有發言權，但筆者估計有些處理得比較有商榷餘地的情況，也是因為他們在表演過程中接近完全沒有用到普通話，但觀眾中卻有不少來自國家其他省巿的同胞，他們只聽得到很少比例的粵語。
我們也很難說，究竟在一個演唱會中，歌手是主場，還是觀眾才是主場。一位只懂英語的歌手在中國開演唱會，我們也很難可以要求他說中文；但如果他不懂說中文，也嘗試以中文說一下「早晨」、「多謝」，相信觀眾也會非常受落，也感受到歌手尊重不同文化的誠意。當然，另一方面，如果觀眾要求歌手以一種不最熟悉的語言進行表演，其實對於歌手而言也是一個較大的挑戰，相互間的體諒和尊重是非常重要的。
劉德華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他會在粵語與普通話之間不斷遊走，有些內容是重覆的，有些則無，總之，感覺上比較平衡，大家聽得比較舒服；薛之謙，他本人當然完全不懂粵語，但他為了粵港澳大灣區的聽眾，獨創「薛式注音法」，以普通話注粵語（例如以普通話的「鈣病糾葛地我」注粵語的「街邊焦急的我」）。結果當然是笑料百出，但誠意滿滿，聽眾無不受落。
不同文化是要用心尊重和維繫的：作為香港人，我們「無間道」地身處兩個文化系統中，肩負的使命就是融和不同文化的差異，牽頭讓世界更快成為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