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與林毅夫這兩位重量級海歸經濟學家，十多年前曾被海外媒體推崇為影響中國最巨的十大經濟學家中的兩人。近年在內地媒體就經濟發展理論問題展開激烈論戰。張維迎本着米塞斯、熊彼得為代表的奧國學派理念，認為經濟發展主要靠企業家的開拓之功；林毅夫則從他的新結構經濟學出發，主張政府強力介入市場，選定優勢產業，實行產業政策，推動經濟發展。
經濟學這一領域自來有諸多流派，流派之間互相辯駁是再尋常不過的事。在西方自由社會更是無日無之。雖然真理並不總是愈辯愈明，尤其是經濟學壓根兒就不是真理與謬誤的兩元對立。但是西方經濟每到重要轉折關頭，伴隨着經濟學界的激烈論辯，總使政府乃至社會找到對症下藥的良方。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西方國家的滯脹，引發經濟學論辯，最終導致凱恩斯主義的退隱與貨幣學派的興起。在列根戴卓爾革命之下，西方經濟一洗頹風，振蔽起衰，某種程度上協助西方最終取得冷戰勝利。
今天中國經濟正在轉型的關鍵時刻，面對着路徑選擇，這兩位具代表性經濟學者的論辯會為中國帶來新氣象嗎？我們不妨拭目以觀。
企業家才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
經濟發展靠政府還是靠企業家，在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本來不應該是一個互相排斥，如孟子之所謂楊墨與儒家非入於此，即入於彼的問題。企業家作為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是沒有疑問的。因為在以私人企業為主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激勵系統之下，企業家帶來的創新，帶來的效率是國家沒有可能提供的。國家在經濟發展中能起的作用，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相對而言，不是原動力的作用。尤其是林張爭論中，以產業政策為焦點的國家，作用更是如此。
產業政策作為國家干預經濟，意圖促進經濟發展的制度，在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存在着很明顯的局限，這種政策只有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才產生功效。日本作為產業制度有成效的例子，就是在主要依靠人手和資本投入的前資訊時代，到了創新為主的資訊時代，日本的產業政策自然成效不再。同時產業政策由政府官員負責挑選有前景的行業實行傾斜政策，這首先就要賭政府官員的眼光，並讓國家經濟承擔官員選擇落注的後果。更不用說傾斜政策被相關業界遊說，乃至騎劫及造成既得利益的種種後果了。
中國企業家非自主的群體
林張之辯本來在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下，早有理論與經驗的結論。其所以引來今天中國兩位頂級學者作新的爭論，並且差不多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是因為中國實行着與自由市場經濟相當不同的經濟制度。
實際上號稱「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它的經濟結構與運作比之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是有很大不同的。中國大量存在着國有企業，並由憲法規定在國家經濟中擔任主導角色。中西這種制度上的不同，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在企業家角色的差異，中國企業家與西方同行相比，基本上不是一個自立自主的群體。在中國的國家制度下，除了政治領導人，中國幾乎沒有自主自立的群體。企業家這樣，知識分子這樣，所有階層行業都這樣，全部受到掌權精英的宰制。中國首富許家印在一個公開講話中說，他和他的公司所擁有的一切都是黨給的，都是國家給的。就是說不是企業家的膽略及創新經營產生出來的。
奧國學派把經濟發展的支點放在企業家身上，前提是企業家在法律之下，是一個自主自立的個體。他們能在公平法律之下，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想像力和經營能力。在中國除了法治不完善之外，企業家在很多層面受到政治力量的制肘，當然也有人得到政治力量的支撐，亳無疑問，中國有很多傑出聰明的企業家，但是在制度扭曲下，中國企業家在經濟中擔當的角色，自然大為不同。
在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下，那裏最聰明的頭腦或者說最寶貴的腦力資源，集中到與創新相關的經濟、文化領域，從而這些領域有最高的創新能力，也因此這些領域是自主的，不受宰制的。中國則不同，政治精英佔據着至高無上的勢位，企業家不過是政治精英實現其千秋萬代永續執政大業的工具，自然要服貼為其大業耕耘。從腦力資源配置看，這些最寶貴的資源，自然首先集中在權力領域。這自然合乎中國制度的邏輯。不要說產業政策，在企業家的家門下，遍設執政黨組織作為監督也都順理成章的了。
這種制度安排除了腦力資源配置的合理性問題外，自由市場經濟的激勵功效也是受侵蝕的。你看看中國相當多企業家以一種賭博的心態辦企業，造成中國經濟總體的高風險。
論辯也是徒然
林張這場經濟理念的論辯在中國的語境，更準確地說在中國制度，政治制度下變得與別不同，或者說變得根本沒有意義。因為結論是早已存在，是不決定於學理，也不決定於經驗，而是決定於意志，權力精英的意志。
論辯的一方作為官方學者，他的理論就是為中國的制度找尋合理性的根據。筆者讀過這位官方學者的《新結構經濟學》，是一本文章結集，很多是與他人合作的簡短文章，說不上嚴格意義的學術論著。新結構經濟學這個頗具堂皇之陣的書名，內容基本建基於比較優勢這一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開創的理論，推演出產業政策的種切。在現代產業政策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論題，一直受到很多學者的非議，很多國家因為產業政策而受到巨大損害，更有一些國家經歷先甜後苦的痛苦過程。實際上經貿領域的比較優勢，最明顯體現在前現代的農業經濟中，因為農產品的生產受土壤、氣候這些無法更易移動的稟賦，決定了比較優勢。
在現代經濟，尤其是全球化條件下，投資自由化，生產設備，生產工序全球流轉，比較優勢只是薪酬高低的代名詞。日韓等國在高技術上的成就，更多依仗文化與教育，乃至與美國的關係，這類經濟學難以定義的優勢而取得成功的。讀這位官方學者的論述，其實良莠互見，犯駁者甚多。發展經濟尤其是在今天條件下發展經濟，其實本質上就是腦力資源的開發過程，要解决的是排除腦力資源開發的障礙，提高腦力資源的開發效率。從這意義上說，國家經濟發展是企業家能力的充分發揮。林氏的論說一言以蔽之，全部為政府權力擴大張目。怪不得該書扉頁印有「本書列入『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即官方重點推介的文字。
中國的權力精英以壟斷國家權力為能事，以國家的名義宰制這個國家，這個國家的所有臣民。決定這個國家所有階層，所有群體乃至所有個人的榮枯窮達。當年計劃經濟，使中國權力精英真正達到絕對控制國家和社會的目的。只是由於那種制度的無效，不適應時代的要求，加上偉大領袖的胡來，計劃制度最終被遺棄。鄧小平作出摸石頭過河的嘗試。這一嘗試以保持權力精英至尊地位為底線，就是權力精英不放棄權力，作現代轉型即效法西方精英由食於人的統治者，轉向惠澤社會的創新者和經營者。經過若干年經營，中國精英找到了既有國家掌控一切，又有激勵治下臣民努力創富的，更能吮吸西方制度成就，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隨着這種制度的成形和取得初步成就，中國權力精英愈來愈自以為是。對那些為這種制度作合理性解釋的理論甚或說辭，自是大力支持。
這樣這場經濟學論辯發展到後來，國家明確表明立場，要官方學者的說辭，不要自主自立的企業家群體主導中國經濟發展。與國家宣傳機器為官方學者強力背書的取態相反，不斷有消息傳出張維迎的言論受到限制，甚至在網上遭到封殺。因為讓企業家主導經濟發展，意味着必須讓企業家成為與西方同行般自主自立的主體，而不僅僅是臣民和工具。這樣中國的統治精英的領地豈不受到侵蝕。萬一其他領域，比如說教育文化，也在發展大纛下作同樣要求，統治者豈不疆埸日蹙。張氏的主張自然不合當權者的心意了。
張維迎是出身於西北窮鄉僻壤的莘莘學子，他不可能不了解中國，雖然放洋有年，在西方頂尖學府攻讀，但絕不可能對中國經濟制度本質沒有充分了解。張教授力主發展經濟應依靠企業家，認定產業政策一類國家對市場的干預，最終必然歸於失敗。正如上面分析張教授的主張，勢必侵害中國统治者的禁臠領地，自然觸動權力精英的神經與禁忌。張教授在這個時候敢於向官方學者叫陣，其對學術的真誠，對自己信念的堅持令人敬佩。在這樣的時候，識時務與否非以論英雄也。中國要真正轉型為現代國家，精英一定要由統治者轉變為創新者和經營者，中國最寶貴的腦力資源應該集中到經濟文化領域，這時候經濟發展將會主要依靠轉型後的精英，企業家的活力，即創新能力。這就是說張教授出馬對陣還是有價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