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武昌首義成功，清王朝統治瓦解。中國政治舞台有三人舉足輕重：孫中山、黎元洪與袁世凱。梁啟超與張君勱為選擇合作同盟者舉棋不定，反覆改變，後來選定聯袁。但因為袁世凱對外蒙事件軟弱、屈服沙俄，引起張君勱不滿，在1912年11 月21日創刊《少年中國》著文抨擊袁的內外政策，《袁政府對蒙事失敗之十大罪》一文。張氏文章言辭激烈，全國迴響。
40年前，筆者在雲南大學中文系恩師蒙樹宏教授指導下做魯迅與胡適比較研究。我重視的是他們思想個性形成發展的過程，也重視他們的心理世界。當時為全部把握魯迅與胡適思想的文化構成，嘗試探索家族圈、歷史文化圈、地理文化圈、世界文化圈及社會事件對他們文化— 心理結構的影響。按美國人類學家愛爾弗雷德·克羅伯的說法：文化包括各種外顯或內隱的作為模式，但其核心是傳統觀念，尤其是價值觀念。因篇幅關係，也為了把問題收攏在焦點上，本文重在探討張君勱思想的文化構成，主要把握他思想上的文化傳統因素與價值觀念。在追溯其思想來源時，暫時局限在他的歷史文化圈和世界文化圈。當然，為了能築建參照系，本人也將駕輕就熟拉魯迅、胡適與之做一些一般性的對照比較。譬如說，魯迅先生生於1881 年，長張君勱6 歲，張氏生於1887 年；胡適生於1891年，小魯迅10歲。三人年齡相差6-10年，不同的年齡段使到不同的社會事件對他們的直接衝擊或影響，肯定有所差異。魯迅師從章太炎，也為光復會會員，期間為1908年，當年翻譯域外小說集出版，算是在文壇嶄露頭角，但沒有什麼影響力，是年魯迅27 歲。張君勱早慧，1906 年已官費留學日本入讀早稻田大學，即在《新民叢報》投稿，發表翻譯論述政憲文章。一鳴驚人，年僅21 歲。胡適第一篇成名作，是1917年刊《新青年》的〈文學改良芻議〉，年26歲。
張君勱生於1887 年1 月18 日（清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廿日），先祖原居江蘇嘉定縣，七世祖遷寶山縣（現上海市寶山區），世代行醫、讀書兼經商。曾祖父行醫施藥濟貧，頗有善名。祖父銘甫始登科甲入仕，以舉人身份在四川任縣令頗有政聲。銘甫喜研宋明義理之學，醫卜星相也用心。後厭倦仕途，歸隱田園。父祖澤學醫，在上海、南翔開設診所。娶妻劉氏，生子女十四，成人者男六女五，君勱排行第二。
1897 年，張君勱12 歲考入上海廣方言館（ 1863 年由李鴻章設立，與北京同文館相似，1869年起併入江南製造局）。每周七天，四天讀英文，三天讀國文，英文包括數、理、化和外國史；除國文課程外，自己閱讀《資治通鑑》、《曾文正公全集》、顧炎武《日知錄》和朱熹《近思錄》。1898年發生戊戌百日維新，一時思潮活躍。同年慈禧政變，捕殺維新黨人，引起少年張君勱對康有為、梁啟超的關注。
1902年，張君勱參加寶山縣試，年17歲，與年僅14 歲的四弟張公權都中秀才（公權後與君勱一起留日，學貨幣銀行學與政治經濟學，後成為中國現代銀行之父，抗戰時期任民國政府鐵道部長、交通部長）。
1903 年馬良（相伯）創震旦學院首次招生。招收有國學根柢或科舉出身之士，用速成方法教以拉丁、英、法、德文，培養中國翻譯人才。張君勱入學讀一學期，同學包括辛亥革命著名人士馬君武。後因交不出第二學期一百多兩銀子學費，轉入南京高等學校。在南京高等學校讀不到一年，參加拒俄愛國運動被校方勒令退學，結束了他在國內的求學生涯。他轉往湖南明德學校教書，結識黃興。又往常德師範學堂任教。張君勱上課，經常議論國內外大事，抨擊時政。每講到列強如何侵略中國，中國面臨亡國滅種之危險時，語調悲憤激昂，聞者無不動容。
1905 年冬，張氏辭去湖南教席，二年結餘400多元薪俸，回鄉嘉定。第二年春遵父母命與元配夫人沈氏完婚。
1906 年，張氏終於如願以償，被寶山縣選為官費留日生，即辭別父母、新娘往日本留學。他考入早稻田大學經濟科，初預科又轉大學部。寶山縣的公費本是讓他學理化。他興趣是法律和政治學。半年後被停公費，存款用完。幸虧為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撰稿，每月可得60餘元，足夠他與就讀慶應大學的弟弟嘉璈（張公權）二人生活開銷。1907年冬《新民叢報》停刊，幸得親朋資助接濟，每月給他13元，兄弟拮据度日。
張君勱與現代學術正式接觸，是在日本留學期間。教他課的大都是名重一時的著名教授，如政治學有浮田和民、國際法中村進午、憲法有賀長雄、財政學田中穗積、經濟學鹽澤昌貞。政治學在早稻田只是選修課，張君勱那一屆只有他一人選修。浮田和民給他上課，居然是一教一，並肩而坐。張君勱初到日本，日文不甚好，但課本與參考書幾乎全是英文。如洛克《政府論》、威爾遜《國家論》、柏基氏《憲法》、薩禮門《經濟原理》、奧本海《財政學》。老師們考試允許學生用英文答題寫論文。有廣方言館早年的英文基礎，張氏在早稻田學習，如魚得水。早稻田大學的教授經常引用提到德國學者及其著作，使張氏對德國學者及其著作產生好感和興趣，為他後來二次赴德留學考察和一次赴德任教埋下伏線。
張君勱在日本求學時期正是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與康、梁為首的立憲派激烈論戰的關鍵時期。同盟會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亦即三民主義為自己綱領，積極從事反清革命活動。康、梁即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立憲運動，希望清政府加快立憲改革。同時又批評同盟會激進，認為暴力革命會割斷現實與歷史傳統的親密關係，導致社會動亂。張君勱進入早稻田大學之日，正是雙方論戰最激烈之時。20歲的他以他的筆墨和智慧投入中國未來命運的論戰。他在《新民叢報》發表反對革命主張立憲的文章，並成為康、梁的堅定追隨者。《新民叢報》第4年18號以「立齋」之名發表〈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這是張氏生平第一篇譯著，也是一生一篇重要的文字。甚至有人說，這篇譯文奠定張君勱一生政治思想的一個里程碑。這篇文章是穆勒《代議政治論》的摘譯。穆勒（1806 年-1873 年）是英國哲學家、政治思想家、經濟學家和邏輯學家，19世紀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的代表。該篇摘譯文章的系統性點評分析，可參見鄭大華《張君勱傳》第一章P.13-18詳細介紹。很多人認為，梁啟超就是閱讀了該文之後，發現張君勱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遂另眼相看，予以重用。
從此，張君勱積極參與梁啟超領導的立憲活動。從1907年10月7日梁啟超發起「政聞社」，張君勱也以發起人參加成立大會。自此以後，政聞社屢遭清廷打壓、查禁。張氏一直是政聞社的積極分子。使得張君勱早稻田大學畢業立即回國參加清廷學部專為留學生舉辦的科考。他的目的是以此進入政界，擴大政聞會勢力影響。考試結果，各科滿分，得了優等，被授予翰林院庶起士。
逃避袁迫害 流亡海外
1911年10月10武昌首義成功，清王朝統治瓦解。中國政治舞台有三人舉足輕重：孫中山、黎元洪與袁世凱。梁啟超與張君勱為選擇合作同盟者舉棋不定，反覆改變，後來選定聯袁。但因為袁世凱對外蒙事件軟弱、屈服沙俄，引起張君勱不滿，在1912 年11 月21 日創刊《少年中國》著文抨擊袁的內外政策，《袁政府對蒙事失敗之十大罪》一文。張氏文章言辭激烈，全國迴響。這也激怒袁世凱查禁該文，對張氏監視。張君勱是公開反袁第一人，標誌着立憲派與袁分道揚鑣。張君勱也成了逃避袁世凱加害流亡海外第一人。
1913 年4 月初，張君勱抵達德國。以早稻田大學畢業生入柏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張氏選修課程，與早稻田選修課程一樣，也是政治與法律。但張君勱坦言承認，這次在德讀書二三年，受清末民初知識界那種「求學問是為改良政治，是為救國，所以求學問，不是以學問為終身之業」，於是「始終站在學問之外，學問與自己尚未打成一片」。
張君勱第一次在德國留學，最大得益是近距離觀察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他認真研究戰爭之進程，注意對戰時德國社會的觀察，發現德國人辦事效率極高，很守紀律，一切聽從政府命令。德國人舉國狂熱參戰給張君勱留下深刻印象。張君勱為了更深入了解各地情況，考察比利時，又經荷蘭，又往英國，呆了7、8個月。看到比利時被德國攻陷，感慨「真所謂國破家亡，由人宰割而已」。英國被德機轟炸，感到如今戰爭是全體性戰爭，沒有前方與後方之分。給張氏印象深刻的是英國議會裏，首相把雙腳放長桌上，英國議會如中國鄉下紳士聚在茶館討論問題。但是，在形式的背後，是本質的東西，「大家聚在一起，求事的解決，並不是逞口辯，這是英國議會所以能成功」。胡適曾有一句名言：「中國人學會了開會，中國就有救了。」關於他在美國大學細心觀察美國人如何開會，及如何選舉，有許多生動的描寫和深刻的感受。但是，現在回頭看，胡適先生比較多的還是重視「形式」，不像張君勱更重視內在的本質。
不過，我認為張氏歐遊最大的意外收穫是1915年9月在荷蘭訪問曾在中國擔任幣制顧問的荷蘭國家銀行總裁費司林（Vissering）。費氏著過二本書，一為《中國幣制論》、一為《中國銀行論》。根據張君勱〈論費司林氏國內外金融談〉（《東方雜誌》第13 卷第1 號）介紹，張氏與費氏暢談四小時，從國際政局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主要參戰國的經濟財政情況，到中國未來金融政策應對的方針。費氏建議中國應實行金兌滙本位，但在實行金兌滙本之前，可先實行銀本位，因為「國內銀本位既實施後，他日金兌滙本位之實行自然甚易」。費氏在邀張君勱返家共晉午餐後，臨別告訴張氏：中國是一個大國，其國民擔負的責任很重大，唯其如是，所以中國的改革不可太驟，「而擇術之始，不可不慎」，如果一再地用不同制度來從事試驗，這是「最不祥之事」，於國家無一利而有害。張君勱對費氏的話，是「念其言而感不絕於餘心焉」。
張君勱到英國前後，國內袁世凱復辟帝制緊鑼密鼓。美國顧問古德諾，法律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曾是張君勱的老師）為之抬轎吹喇叭，楊度等六君子組織「籌安會」。1915年12月31日，袁世凱下令次年改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全國人民強烈反對，梁啟超也舉起反袁旗幟，急電召張君勱立即回國，襄助反袁起義。當時張氏正撰寫博士論文，收到急電，毫不猶豫放棄這一工作，匆匆回國。
1916年4月張君勱到杭州，因宣布反袁獨立的浙江督軍呂公望留他任浙江交涉署署長，參與領導反袁鬥爭，並兼任上海《時事新報》主筆。1916 年3 月22 日袁世凱不得不在做83 天皇帝之後宣布撤銷帝制。1916 年6 月6 日因尿毒症，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聲討和唾罵中死去。
在張君勱第一次旅歐回國前後，國內不少學人因袁世凱專權復辟帝制之陰謀，紛紛提出採取聯邦制，其中不少人士也屬於張君勱的朋友和盟友。因張氏在日本德國學的專業都是政治、法律，大家期望他能寫專論，引經據典，證明只有採用美國、德國、瑞士這樣的聯邦制，帝制鬧劇才不重演，國家才能安定富強。張君勱將自己三年前寫的《省制條議》一文加修改，以「聯邦十大不可論」為題發表在《大中華雜誌》第2卷第1期上。他的意見都是與張東蓀、丁佛言、章士釗相反。
張氏認為，對中國有無實行聯邦的可能未加深究便依樣畫葫蘆，那肯定行不通。他認為，聯邦制須具備三大條件：1、省或州憲法的奠定；2、省或州主權的確立；3、省或州自治基礎的形成。另外，從軍事、稅收和國家統一這三方面來看，中國也不可能採行聯邦制。張君勱提醒指出：民國成立以來，與從西方移植而來的責任內閣、議會程式、司法獨立、預算同意等制度不能改良中國政治一樣，假如不顧條件具備與否，硬要採行的話，結果必然是畫虎不成反類犬。「非持其制不行，而他弊乘之」。張氏雖反對聯邦制，卻又指出不能廢省集權，而只能「仍以省為省，而確立其在國法之地位而已」。
張君勱的政治主張和思想邏輯，在當時社會環境現實，表現出在尊重國情的前提下，具有現代憲制的專業思考。研究者會注意到，張氏特別謹慎不斷提醒動機與效果統一預測考慮的必要性。
三十而立的張君勱，對中國憲制建設的思考，已經達到成熟的學術水準。也因此，注定他必然成為將來的中國憲法之父。
原刊於《信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