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0年，平心而論，是功績大於過失。
九七過渡順利，在國際經驗上已是罕見的成就。80年代初期，中英談判引發的信任危機，在回歸前後已大致解決。一是移民回流者眾多，二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社會內聲望高隆。即使彭定康不按原定協議，在政制上動手腳，令臨時立法會要在港外開會，但只是帶來些不便。回歸後的政制也迅速回復常態，並沒有節外生枝。
回歸後的經濟及社會面對着外來的不穩定因素。一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二是2000年科技金融泡沫，三是2003年沙士瘟疫。在回歸前這三者都可以製造出巨大的經濟及社會危機，但事實是暫時的危機平穩過去，沒有太大的衝擊。中央政府的個人遊政策更把香港的經濟一下子恢復過來，且造就了國際罕見的全民就業，建立起經濟增長發展的鞏固基礎。
因此在這期間，香港製造業全面外移，和隨後港商在珠三角被淘汰撤走，均未對香港本土經濟構成威脅。香港經濟的轉型可能走上金融化、房地產化的歪路，卻沒有產生失業和衰退的問題，反而變成資產過度膨脹，形成泡沫危機。相對於發達國家，香港在過去20年的平穩低增長還屬優越。
香港的問題是在回歸過渡完結後，未擺脫過渡期以穩為主的政策考慮，因此20年來並沒有推動香港經濟進一步的增長，包括在中國內部的分工合作定位和本地實質經濟的轉型升級。不過，基礎鞏固了，調整政策也容易生效。
經濟民生為主
香港回歸適逢世界及中國經濟大轉變的階段，政治過渡本應受到衝擊，但回歸時平安過渡，回歸初期各方面平穩，雖遭遇金融危機和沙士瘟疫，但還是安然無恙，反映香港底子厚和中央政府的政策與政治得力。不埋首本地，只要放眼世界，香港在回歸後還是有所發展。相對於台灣、泰國，香港並沒有被政治沖垮經濟；相對於日本與新加坡，香港的經濟發展與增長還是建立在可持續的基礎。結構性矛盾惡化，主要是金融化、房地產化走過了頭，擠壓了其他產業的發展。
回歸初期，金融化與房地產化抵消了部分製造業空洞化帶來的痛楚，可是不斷加大金融與房地產的發展（這主要是曾蔭權和他背後既得利益勢力的推動），結果便導致近幾年社會經濟矛盾變尖銳。不過，在中國大發展的外溢因素扶助下，香港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差不到哪裏去，出問題只是有法不依，縱容港獨反叛；有錢不用，加深矛盾。
政治方針定下之後，中央政府不再猶豫，特區政府也不敢縱容。香港不用再在和諧與否的偽命題上糾纏，中央明令要在經濟與民生上下重工夫。撇除了政治干擾，新一屆特區政府應可全心全力在經濟與民生上努力，但政策要對症下藥，便不能把民生與經濟對立起來，也不能胡亂派錢，不作方向、戰略、策略、步驟的認真研究、考慮與推行。
香港不是孤懸世界，而是與世界和中國內地緊密連接。大勢轉變，香港的經濟民生政策只能與之適應，不能背道而馳。
原刊於《東方日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