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記得10多年前，一位香港大學生問我：「廣州有叉燒包嗎？」；又有一次，我一位廣州朋友來香港某大學做演講，席中有人驚訝地說：「你怎麼懂得講我們的話？」──因為他假設凡是來自內地的，必定講普通話──每碰到這些問題，我都不禁失笑。
粵人共享共用的「城市之聲」
也許香港人不知道，在香港開埠之前，省城（那時不叫「廣州」）已有茶樓，出售燒豬和燒鴨（這我有文獻可證，叉燒包源流則待考）。但難道香港人沒有意識到，自己說的話是「CANTONese」亦即「廣州話」嗎？「廣州話」過去又稱為「省城白話」，今天恐怕已沒有多少人知道了，而更為絕大部分香港人所忽略的是，我們所說的「廣州話」，哪怕在詞彙甚至語法上已經「港化」，但在聲調音韻方面一直都以「西關音」為標準。
這具有文化意涵的「西關音」，正是廣州、香港及其他粵人聚居的埠頭共享共用的「城市之聲」。長期以來，由於省港兩地「聲氣」相通，儘管兩地的居民都來自五湖四海，但在聲色娛樂和物質消費方面，追求着共同的趣味。與此同時，由於兩地政治、社會制度不同，但往返交通便利，也會促使人們遊走於兩地，從差異（或曰「比較優勢」）中取得較大的個人利益。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省港編輯出版的「八卦雜誌」，便有不少消息能反映這種流動的現象和機制。1928年，梅蘭芳到廣州香港兩地獻藝，對「省港班」造成威脅，以致一些名班決定「梅在省則來港，梅在港則上省」。某位原來在廣州立足的校書（妓女），「因生意不前，門堪羅雀，乃轉徙香江」，後來發現華民政務司對有關行業的工作年齡有所規定，便「再返羊垣」。
粵商茶酒樓，皆染廣州化
這個「省港互通」的世界，更可以延伸至澳門和上海。某歌伶從廣州「移巢於香江，欲鬻歌自給，與港四巨頭爭一席地，但僧多粥少」，「乃知港地無可戀，而濠鏡又非所欲」，後來有人勸她「赴滬鬻歌，謂滬埠人煙稠密，粵僑旅此眾多，且粵商所開之茶酒樓，皆染廣州化」，所以便去了上海發展。
我們不要忘記，當年是不會說上海的茶樓「皆染香港化」的，自然也沒有「港式茶餐廳」一說，因為「食在廣州」，馳名遐邇，香港的酒家會標榜特聘廣州廚師，為能「在港照樣製辦」而自豪。
今天尚存的蓮香茶樓，老舖在廣州第十甫，過去的香港分店，一在中環皇后大道中，一在油蔴地新填地街，1929年曾廣告曰：
中秋月餅，最好材料。省港馳名，遠近知曉。
如今，「省港馳名」或會出現在某些具有懷舊色彩的廣告話語中，但人們大概已忘卻什麼是「省」，為什麼要用「省城」來稱呼「廣州」，更遑論對過去「省城」所具備的行政地位、歷史意涵，以及與香港的關係能有深刻的認識。
作為歷史研究者，面對種種歷史原因造成的時空錯亂和集體失憶，不免徒呼奈何，充其量只能用肯定的語氣跟學生說：「廣州是有叉燒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