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城邦的基礎

那樣的特色，是屬於藝術的，還是科學的？換言之，那些作品，是哪一類型的？是用來鑑賞的，還是用來判別是非、尋求真理的？但這樣問，是先假定了「文」和「理」是兩個對立面，是互不相容的；起碼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範疇。他們有另一種看法。

 

科學知識，如果是自然現象的，那你觀察眾多的事例，歸納起來，得出某種結論，某種規律。固然是客觀的。但要面對人界現象時，比如說，你要觀察人面對道德問題，或政治問題，有甚麼規律會指揮人的心智、思想，你會用邏輯去找出某種推理過程。假如推理過程是合理的、恰當的，那你會說，人應該用那方式來做人，來處事。你得出的結論，同時是條處方，指示你怎樣行事。陳述式的語句，並不和祈使式的語句分道揚鑣的。例如：「公民的福祉，是國家的目標」，他們會寫作「國家應該以公民的福祉為目標」。又或者，「權力誰去掌握，應該由能力品德而不是貧富身份來決定。」諸如此類，比比皆是。這並不表示他們忽略了客觀真理，而只是政治道德論述的一個特色。我國古人作品，往往流露出同樣的語氣，像「為政者當若是」這類說法，也是用應然句的口吻寫出來的，在經籍中不也隨處可見？

 

 

古代希臘政治思想，還有另一點特色，和現代理論很不一樣：「國家」與「社會」的分界線並不明顯。我們今天說的「社會」，是啟蒙運動後才成形的概念。社會，是私的；它是不同經濟階級所組成；各階級——又階級裡的個人，都追求各自的利益。國家，是公的；它是中立無私的主權體，正所以為公眾利益來調解，甚至糾正一些不恰當的私利行為的。怎樣有清晰的界線，不光是古代人的問題，也是近代人的問題。一方面，如果某一經濟階層膨脹起來，取得政府權力以遂私利，固然危險；另一方面，國家權力過大，妨礙了社會的自由成長，事事遵從紀律規條，同樣不當。希臘城邦政治，兩類情況都常出現。又因為受着面積小的限制，城邦很難產生一個超然的政府，能高於所有社會經濟階層的。這樣一來，社會和國家，就很難成為兩個可各司其職的範圍。所以我們看到，不同的古典政治理論，都明白到公利的概念，卻一直未能找到可成就該公利的恰當組織。

 

可以看到，那樣的政治理論，有它的缺點：它沒有「中立」的機制，去解決現實政治變成各階級互相爭奪的問題。某階級擁權，則以利己為重，因而成為公元前四世紀希臘城邦動盪之源，尤其窮富兩階級的衝突，至為明顯。（在後面內文中，我們會看到，古希臘的階級分野，和先秦時代的情況，又自不同。）古代政治哲學家，都在找出解決之道；他們都要找出某種方案，某種可行的機制，使各階級能和諧並存。柏拉圖希望找到有智慧的統治者，賦予主權，並使抽離於社會之上，認為那才能實現公利。亞里士多德的取向不同，他要把最終權力放在法律上；但又明白到，法律是人創制的，也得由人去執行。他是希望讓社會的「中間階層」去擔當這任務，好平衡兩端。如果能繞過極端，就可讓中間人士執政——他們身跨兩端，理論上較能兼顧上下的利益。如事成，就可說是找到那理想的機制了。

 

 

要設計某種機制，應用到城邦身上，是那些思想家的目標。在當時，有沒有現成的、具體的例子，可資借鏡？有。雅典和斯巴達，就是他們用作思考的好題材。雅典城的風尚，尤為特別。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長期在那裡生活；他們看到城邦生活的元件，也看到已開展出的成熟政治生活，包括雅典人的強烈自我意識。雅典公民擁抱自由，認為那是與生俱來的權利。他們高舉平等，不只是法律面前的平等，也是人人得到同等尊重的平等。他們實踐表達自由的平等：任何一個雅典公民，都可以在集會上發言。在那個時代，雅典是個繁榮富庶、文化藝術紛陳的城邦，使雅典人特別自豪。斯巴達是另一面鏡子。那裏沒有文化哲學藝術，但人民卻有強烈的一體意識。他們的男孩，全是童軍；長大後，全是軍人。城邦的訓練，把每個人都塑造成有愛國心、自律高的戰士，願意為了集體而犧牲自己。斯巴達的憲法能維持幾百年而不墜，主要是因為她有那樣的風尚。

 

那樣的風尚，柏拉圖就公開稱道。在他眼中，雅典是墮落了：紀律鬆散，缺乏團結，人民為了個人經濟利益，就把公利放在一旁。更甚的，是政客為了討好群眾，就鼓吹「自由」，忽略了責任和犧牲精神。雅典的救贖，在向斯巴達學習。當然，兩類情況，各有利弊，柏拉圖不可能不知道，也有提出批評。亞里士多德有他自己的評斷。他也看到斯巴達的優點，但毫不欣賞那狹隘的、不寬容的社會體制，更不喜歡那只以為國出征為己任的教育。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各自用上不同程度的拉力，使兩方調和起來。至於說，誰的調和較合理，那是見仁見智的理論問題了。

 

人的思想，不會和他的環境和歷史背景完全分離。在政治道德教誨上的，尤其如此。不光是古代作品如是，就是近代作品吧，像馬基維里（N. Machiavelli）的《君王論》（Prince），霍布斯（T. Hobbes）的《利維坦》（Leviathan），盧梭（J. J. Rousseau）的《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等，也莫不如是。哲學家著書立說，多少為了當代的「世道人心」；但哲學家的理論，卻能超越「當代」而影響「後代」，程度當有不同。古代希臘哲學家，身處城邦時代，當然用眼前的事例作觀察對象。馬其頓興起以前，歐洲沒有大帝國，政治理論都是「城邦」的。從馬其頓到羅馬帝國到中世紀末，那是「普世」的。文藝復興開始，那些理論是切合「民族國家」的。不論是哪一類型，它背後探討的理念，總能超越時空，發人深省。在古代傳統來說，固然是針對希臘人來立論；但古代的哲學家相信，人性，無分希臘與波斯，是普遍的。他們的城，就是他們的國。所以，他們的哲學，就是人與國家的哲學。我們研究的，不是一時一地的歷史，而是人與國家的關係。古代的城邦和近代的民族國家，當然不一樣；可那只反映了他們的政治生活，來得更緊湊。在那個時代，個人更能實際參與公眾事務，更可以實踐自己。從理想角度說，那也是現代國家所追求的目標。

 

那樣的研究，不只是昨天的，也不只是今天的；那是永恆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