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談到筆者重新認識教育的過程。離開教育內部的種種考慮，而直接觀看教育的外部；排開了統計學式的教育政策研究，而用近乎人類學的視角，看在現實中觀察人類的工作形態。
剛好《信報月刊》登了一篇文章，源於兩位《信報》同事的一次頗為詳盡的訪談。作者很誠實，沒有把文章標題寫成訪問記。因為雖然裏面大量運用了筆者的口述資料，但是文章的主旨是「教育桎×香港人才荒」，這是筆者從來沒有的觀點。
訪談中，筆者所述，是全球性的社會變化，並沒有針對香港，更不可能把香港的問題，怪罪於全球性的變化；更何況香港是否「人才荒」，筆者沒有研究過，摸不着頭腦。
作為文章作者自己的觀點，沒問題，把筆者的例舉拿來支撐這些筆者沒有的觀點，難免有時候會張冠李戴。其中一句「香港教育制度有沒有改善？明顯沒有。」更絕對不是筆者的觀點；但是隨即把筆者講述學習科學關於考試的觀點，當了對香港考試的批評，難免使筆者感到有點冤枉。
前設假定 不知不覺
說實在的，該文章有許多觀點，還是很有價值的。尤其是作者提供的一些數據圖表，讓讀者一目了然。但是筆者上述的意見，並非投訴，反正被記者胡亂報道的經歷，數不勝數。而是想說明，我們觀察社會，難免帶有自己一些固有的假設。成為了自己觀察社會、分析現象、得出結論時的，不知不覺的前設。
周前本欄提出關於教育發展的一些「誤會」，往往就是由於有這些前設而不自知。比如說，人們很容易認為，教育就是為了培養人才；因此有什麼地方勞動力出了問題，就要在教育身上找原因。
又比如說，看到社會上出現許多道德倫理的問題，就怪罪教育；甚至認為應該在課程中、考試中加強有關的元素。
又比如說，以學生在學校得到的分數來衡量學生的學習素質，拿了高分，就是學習得好。
又比如說，希望子女好，就要他們學很多東西，塞滿他們的時間。這裏面，細想一下，有許多不假思索想當然的地方，正在指揮着我們對周圍事物的觀察，影響着我們因而得出的結論。
接觸現實 解讀數字
這些前設，不深想下去，往往是社會的「共識」，一下子不容易改變。但是我們作為研究工作者，卻不能任由自己的「想當然」「污染」我們探索真相的使命；反而有責任深入探討，看看這些前設，背後是否有道理；這些道理，是否成立。當然，人看問題，總是難免帶有自己的前設（並不一定是嚴重的「偏見」）。
作為研究工作者，一是盡量清醒地提醒自己，承認自己可能會有前設；二是避免不必要的前設，或者減少前設的影響；三是不隱瞞自己的前設，讓人家知道自己的前設潛在的影響。
也有研究工作者，由於很專注自己的研究領域，就往往把一些前設，當成是自己的定律，就變成了真正的「偏見」。例如最近報道的有關IQ的始創者，堅持認為IQ裏面有種族基因因素，其實沒有研究其他非基因的因素；於是便成了偏見。這位學者因而被有關學會剝奪他以前獲得的榮銜。同文盧安迪周前曾在本報為文評論，甚有見地。
順便一提，筆者大學本科是物理與數學；三年畢業後，又念了一個數學特別理學士。對於數學，起碼是沒有恐懼感的。但是後來念博士，用的卻是族誌式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說是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一種；是基本上不帶數字的作為「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簡單來說，就是不帶研究者的主觀假定，而潛心探索被研究對象的思想──準則、價值觀、假設、信念。也就是說，不是要對方回答自己的問題，而是設身處地理解研究對方的真實世界。
還未完成博士論文，恰巧碰上1985年中國教育體制改革，基本上是財政與行政的下放，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底下的國際教育規劃研究所（IIEP）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委託，要研究改革的影響，研究者只有筆者一人，就採用族誌式研究個案。
宏觀數據 背後故事
選了中等經濟程度的遼寧，又在其中選了金州與凌源一富一窮兩個縣，作了六個星期的實地調查。結果不錯，看到了許多從宏觀數字無法看到的重要事實。隨後筆者參加的世界銀行對兩個窮省（貴州與陝西），就申明要採取同類的方法。結果在陝西從漢中到延安訪問了沿途幾乎所有的鄉鎮，在貴州則在黔西南與黔東南各做了頗為深入的訪查。後來在港大就開了質性研究的課；在哈佛的課，標題就是「質性研究與教育政策」。
為什麼在這裏要不厭其詳地講個人的經歷？因為這是筆者逐漸明白社會變化的途徑。與其說是研究方法，不如說是學習過程。筆者引用的實例，都是平常大家司空見慣，只不過一則不一定會連成一片形成概念，二則不一定會覺得與教育有關係。但這兩者──形成概念與聯繫教育──都不是從宏觀數字可以自然看出來的，更不是宏觀數字會自動表達的。因為最根本的還是「人」，是活生生的人，是人的真正生活，是人的真情思想。
當然也不是不要宏觀數字。質性研究的目的，與統計性的調查，剛好相反。舉個例子，前文多次提到現在「不對口」就業已經成為主流，首先是從學生身上覺得不對口就業的愈來愈多，但是有了大學負責畢業生就業部門的數字，才知道一所大學全面的數字，還意外發現原來工學院也有35%的畢業生沒有入行。放在心裏，不斷從校友身上得到證實。就會發覺，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有豐富的故事。
上述《信報月刊》的文章，引用了LinkedIn的報告，「95後」這一代畢業生，首份工作「對口」就業的，竟然只有28.8%（馬上想到的，是找出這個數字的來源──調查對象是誰？樣本有多大？怎樣才算「與修讀專業有關」？）。但是不對口就業，已經成為社會現象，已是不爭的事實。
但這還是停留在數字的統計分布，又不斷從校友身上聽取他們的心聲，聽聽他們為什麼不入行。原因當然很多──有覺得其他工作更有吸引力、有不願意打工的、有因為嚮往投資銀行的、有被聘用從事金融工程的（雖名工程，卻與所學的電子、電機、機械、土木，關係不大），也有蓄意直接服務社會而參加NGO的──不一而足，卻甚少是因為找不到工作而感到屈就的。
甚至覺得，他們之中很多人根本就沒有「對口入行」這個概念；在他們來說，大學只不過是人生一個階段，畢業後又是另一個階段；兩者並不一定有必然的聯繫（當然，在香港，這大概不會是醫科畢業生的想法）。大學畢業生那種自己決定前路的意識，是我們上一代人難以想像的。
同一個LinkedIn調查，說「95後」第一份工平均7月後就辭職，香港報章也曾經報道過。根據前述新一代的就業意識，就很能解釋相連的另一個現象︰ 頻繁的轉工轉行。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