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個星期，中小學就要開課了。大家都會關注，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如何開學？學生還未開學，教師的暑假則大都已經結束，準備開學。
罷課是一個議題。就筆者接觸的中小學教師和校長，看來大面積罷課的情形，成事機會不大。不過，不管罷課是否成事，罷課確實是一個拿來討論的好議題，舉一反三，可以幫助我們剖析很多問題。
學校不要成為政治戰場
不論是哪一方面，都承認香港社會現在存在嚴重撕裂。承認，也是一個剖析問題的好起點。既然是撕裂，也就是：一、對於一些關鍵的問題，社會存在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二、這些不同的看法，又不是非常明顯的壓倒性一面倒（當然，困在社交平台的群組裏看，任何一方都會以為自己是絕大多數；又或者把對方作為錯誤的敵方）。
學校和教師並不生活在真空，也是處於這樣的環境裏面。罷課，也必然要放到這樣的環境中來考慮。首先是教師，教師之中，對於目前香港的事態一定也存在着明顯的分歧（教師之間，似乎「撕裂」這個詞用不上；很少聽說教師會因為政見不和而在校內unfriend、吵架、不合作的；這是香港教師專業精神的表現）。假如有「罷課」這個論題，教師一定會在校內作政治辯論或爭論，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也不可能要一些教師在政治上服從另外一些教師的政見。
擺在學校面前的是：社會上的衝突，要不要搬到學校裏面？上一次，2014年「佔中」後，2015年教育2.1做了一個普查，其中一個發現：很多老師很自豪，認為社會撕裂，學校沒有撕裂，因為學生已經習慣在時事問題上討論、辯論、爭論，因此沒有因為意見不同而引起衝突，更沒有引起敵意。筆者曾經在本欄特意報道：「校長們引以為豪的；佔領運動以後，學校裏面沒有因為學生政見分歧而分裂；而且學校的『復元』，比社會的『復元』要快得多。」（2015年10月9日〈沒說的故事……〉）
學校裏面沒有敵人。一所學校裏面，教師為了共同的目標，教育學生。教師之間，即使是意見有分歧，並不妨礙他們的共同專業目標，更不會視意見者為敵人。也不會因為政見的分歧，而改變他們的教育實踐。這是一個專業基本的道德，就像醫護人員，即使在戰爭時期，己方的戰士與俘虜應該一視同仁。實際上，在一些學校已經出現不妨礙自己的專業責任， 而又能表達自己個人政治取向的創造性局面。一所學校，教師分別帶上黃、藍的領帶，但是大家相視而笑，並無尷尬，更無敵意，反而和諧得很。他們說，慶幸有這麼一塊地方，我們可以真正的「和而不同」。
真的，也聽到有教師說，學生也生活在莫衷一是的社會大環境中，應該讓學校成為他們覺得可以平和生活的「非戰區」，也有說是「保護區」（shelter）。也有更積極的說，要讓學校擺脫「仇恨」的支配，起碼在學校可以體驗「沒有仇恨」（hatred-free）的群體。
總的來說，學校不是政治戰場。即使是極端的 「攬炒」，也請放過學校。筆者最記得在哈佛教書，一位助教來自巴勒斯坦，她說：在巴勒斯坦，每天早上，最大的願望就是能把孩子平安送進學校；因為路上很不安全，孩子進了學校就放心了，每天如是。在目前的香港，就是因為社會的動盪還沒有平靜下來，就要珍惜學校這塊園地，不要把學校捲進社會動盪的漩渦。
這裏有一個問題：教師作為專業人員，是否有權利有義務作政治表態？有校長說：不應該把是否罷課作為學校的政治面貌。說到底，沒有人有權要學校作任何政治表態，也沒有人有權要教師或者校長作任何政治表態。校長、教師有自己的政治見解，但是他們沒有權利以校長或者教師的專業身份，在政治紛爭中作政治表態。也不允許他們超越專業的操守，去作政治表態。最近有教師由於作出攻擊性的政治發表，因為社會輿論的壓力而退職，可以說是一個典例。這一點，需要教育界認真思索。換一個角度：作為教育專業人員，在專業崗位上，他們沒有義務要政治表態。或者說，他們有權利在本身的專業崗位上，不作政治表態。也可以說，他們應該受到保護，不必在崗位職務有關的事情上，作政治表態。最近有校長因為沒有參與政治表態的活動，令學校受到滋擾，應該說是這位校長堅持了自己的專業立場。
不要忘記，學校還要向家長負責；家長也必然有種種分歧的意見，沒有理由要家長因此而捲進一個不必要的政治漩渦，或者引起家長爭鬥一番。打個譬喻，教師假如罷課，其結果卻不只是影響教師本身，而是影響全體學生，我們要考慮是否有權代替學生和家長作出政治性的決定；這是與一般罷工最不同的地方。不過，學校會面對社會上種種社會壓力和政治壓力，相信學校必然能夠從專業的立場來處理。罷課之餘，家長與校友也會主動要求、游說、脅迫學校參與某種政治表態，甚至政治活動。香港的學校，似乎對於這方面，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原則與經驗。
這裏有個呼籲：希望家長、校友、社區，大家全心合力，尊重學校的自主與決定，保護這塊園地。
學校不要變成政治工具
目前最需要學校和教師思索的，是教師如何與學生交談最近的政治事件。這就關乎教師的專業操守，見諸《教育人員專業操守》。1992年編寫《操守》，筆者時任教育人員操守議會主席。教育專業人員操守的重要一環，是基於教師對學生有其有形無形的權威，因此要提防教師由於這種權威而侵犯了學生的權利。最明顯的例子，是教師對自己校內的學生，作課後有償補習。
在政治方面，請讓筆者重複年前的兩段文字（2014年4月11日〈教師的政治掙扎〉）：一、要學生關心政治。在今天，這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且是教育的必須。周圍的環境，充滿着政治，不能在把政治看成是瘟疫，把學生與政治隔離。但是若要如此，教師本身就需要關心政治。教師也毋懼有自己的政治立場與見解。
二、教師的責任不在於要學生接受自己的立場與見解。政見是飄忽的，這是政壇的常規。把學生綁在某種政見的戰車上，把學生的思想固定在動態發展的某個定點上，不是負責任的做法。教師對於學生有權威關係，學生大致總有服從教師、信任教師的基本傾向。教師須要時刻留意這一點，否則就會變成香港人最反對的「政治灌輸」。這是香港這種特殊的社會文化使然。上述「佔中」調查報告，教師的首要關注，是學生的安全！歸根結柢，香港的教師不是政治工具。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