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談到教育並未「塑造」，教師不像廚師──靠手藝就能塑造出理想中的學生。有朋友讀了也許不舒服：「那麼，教育、學校、教師就沒有作用？」當然不是。那麼，學校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
手頭有不少香港學校校史的著作，大都是歷史比較悠久的學校。比較詳細地記載了這些學校從立校一直到近年的經歷。記載的，比較多是辦學過程裏面的風風雨雨，喜怒哀樂。不過記載學生在學校期間的成長和畢業後的發展，着實甚少。也有點可惜。這些學校的畢業生，不少在社會上有非常顯著的貢獻。他們離開學校以後，固然有種種經歷，影響着他們的成長與發展；但是他們在學校的年代，雖然是短短的幾年，對他們有沒有產生長遠的影響？是怎樣的影響？不都是值得我們去了解的嗎？根本的問題是：除了讓學生考好試，升上好大學，我們還給了他們什麼？這後者，也許會讓他們終身受用。在今天，當學生面臨變幻莫測的前途，這後者不是更加重要嗎？
學校的作用，潛移默化
最近有一所學校，有學生失蹤。事情的始末，無從深究，但是其間校友們主動群體出動追尋，卻令人感動。恰巧，筆者一位博士生當年做的論文，就是研究這所學校的種種學生活動，如何在德育方面顯出其功效。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校友的團結精神，以及校友參與在校學生的學習活動。
另外一位博士生做的是另外一所學校的研究，也是通過許多學生的活動，傳承了學校的文化與價值觀。這兩份論文都是專注學校是如何發揮其作用的。通過研究學校的活動，也通過在校學生和校友的觀感，可以看到學校生活如何影響學生的人生觀與價值觀。
近年，林智中博士做了不少香港學校的個案研究，詳細地記錄了這些學校的學生生活。也是研究學校作用很好的參考。
以上給了筆者一個啟示：學校對學生的作用在於學校總體的氛圍與文化。學生在一所學校生活許多年，而每天又沉浸在比較穩定的氛圍與文化之中。從文化的觀點看，學生們沉浸在學校群體內共享的行為準則、價值觀、基本假設。這些都深深地影響着學生個人的成敗觀、人際觀、是非觀。也就是中國人概念中廣義的德育。
而以上的例子又說明，德育的養成，不只靠知識的傳授，不只靠明細的培訓，也不只靠表面的獎懲。德育是深層的、潛在的、長久的潛移默化、耳濡目染。因此，學校裏校長與教師的一舉一動，學生都看在眼裏，潛入心裏；學校處理每一個問題的原則，會給學生埋下「什麼叫合理」的準則；學校對每一名學生的褒貶，也會給學生播下是非、成敗、榮辱的界線等等。
家長們常常說：「這所學校校風好！」他們口中的校風，難免就是學生是否整潔、是否有禮貌、談吐是否得體、走在街上是否斯文等等比較看得見的現象。這些表象也都是判斷校風的有效標尺。但是這些表象，卻不是具體的控制手段可以達致的，也不是教師簡單的勤奮努力就可以造成的。「校風」好，背後其實包含了非常豐富的、上下一致的、全面交織的、前後一貫的、持久不衰的努力。校風，其實有更加深厚的內涵！
小小的私校，忍痛結束
剛好，新春期間，各類校友重聚，其中筆者1970年在筲箕灣所辦的培元英文書院，教師、校友都有聚會，因有疫情相隔4年，又恢復每年的重聚；今年還將會加上第一屆畢業生（1973年）的重聚。
培元於1979年結束，那是45年前的事，因此不怕冒昧介紹，因為這是一個不會再發展的群體，沒有了利益招徠之嫌。有校友問起，當年為什麼結束？說起來，那是筆者作為校長主動向校董提出來的。那時刻，私立學校在掙扎邊緣，培元所在的筲箕灣，私校從1970年的89所，降到1979年的3所。1970年代，政府大力興建公立學校，培元只有10個教室，靠借用外界14個場地。雖然稍有名氣，不斷接受外來訪問，但是沒有理由要學生忍受如此難堪的學習環境。當年私校紛紛爭取政府的「買位」，現在回顧，不過是「吊鹽水」。此外，一班非常熱心而聰明能幹的年輕教師陸續都建立家庭，不忍他們忍受近乎「社企」式的工資。所以，當時筆者就說，培元的結束，「惋惜而不後悔」！
學校很小，九年辦學，畢業生大概只有800人左右。其中即使是輾轉念過大學的，寥寥可數。他們確實見證了半個世紀香港社會的發展。經過了近乎50個寒暑，校友們已經分散在社會各個角落、各種行業、各個階層；也處於不同的家庭狀況，有些子女已經大學畢業，有些已經抱孫。能夠保持不斷有活動的校友群體，而且每年重聚，讓筆者覺得很難得。
教師的良心，點亮生命
校友會舉辦的茶會，別開生面，使筆者受到觸動。首先是教師的回顧，然後是校友的「感恩」。幾位教師都說，當年在培元三數年的經歷，影響了他們之後30多年在別的學校任教的實踐。兩位中文教師都敍說她們原來是沉默寡言的，同學們都不相信她們會當教師。他們還當了班主任，在座的當年學生都懷念班主任當年的親切關懷。另一名校友回顧當年的班主任，說服了比較守舊的家長，讓自己參加課外活動，整個人都活起來了，終生難忘。
有幾位校友，都是在別的學校因為成績或者其他原因，無法續學而來了培元；從此打開了生命新的一頁。他們分析，有說是因為受到從未有過的教師關懷；有說是因為這裏有濃厚的人情味；有說是自己成績差而沒有受到歧視。也有說是因為一次的得獎，改變了對自己的看法。筆者覺得，這裏面蘊藏着很厚的學問，一時難以概括。
一位教師，當年只是大學生在培元兼職。知道教師作「家訪」，覺得很新鮮。他本身在傳統的小學與中學畢業，從來不知道有家訪這回事。還聽到教師回來後交談家訪所得，覺得教師關心的是學生的「人」。這影響他日後當律師處理案件的時候，超越了案件而注意到「人」。說到家訪，引起筆者回憶，曾經在學校對面的淺水碼頭村，訪問夜校一名學生的家庭，能看到的就是一張床、一隻鍋，母親精神有病，這名學生還要拉扯着幼小的弟弟過日子。這名學生後來做了夜校學生會主席，現在是一位退休的資深社會工作者。
筆者在本欄提過，當時同事們有一個默契，「讓每一名學生有機會上台接受鼓掌」。也真的做了！筆者在校友會聚會上問：「我也不太明白，我們教師都是沒有經驗的年輕人。是什麼讓我們形成了這樣的群體？」絕對不是明知故問。
有一位教師說，「也許大家都很有理想，又沒有包袱！」的確是沒有包袱，培元的學生，對於當年的「會考」，不抱太大希望（雖然教師還是千方百計讓學生考得好）。但回顧起來，沒有包袱，也就是有寬闊的空間。是否也說明教育的良心，其實存在於每一位教師心中；有機會有環境能夠發揮，可以產生很大的影響。而這種影響，超越了考試成績，也超越了物質報酬。難以言狀，就是全校的氛圍與文化，點亮了學生的生命！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