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中國人應該首先學好中文》。那是2008年，為了迎奧運，媒體大肆宣傳學外文。打開電視，在記者的誘導下，街頭各行各業的百姓似乎都在積極學外文，連在公園晨練的老大媽也說學了外文便於出國探親雲雲。與此同時，電視的字幕充滿錯別字，廣告亂改成語成風，所謂「歷史劇」中半通不通的對話，人物的稱謂混亂：稱對方父親為「家父」，自己的妹妹為「令妹」，把自己家叫做「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慘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發寫了那篇文章。
現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個極端，強調學中文、弘揚傳統文化了，就要壓縮外文，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學中文和學外文互不相容。我必須首先聲明，我主張學好中文絕不是與外文相對立，也與現在以所謂「國學」抵制普世價值無關。更不贊成那種讓小孩子穿着古裝讀《弟子規》、《三字經》之類的做法。不過我的確堅持中國人首先要學好中文，是作為一種基本文化底蘊的養成。
中國人為什麼要學好中文？
我們每個人都是用母語思考的。一個人的文化底蘊和思想深度與他的母語的程度有很大關係。漢語自成體系，與其他語言都不相同。
一個歐洲知識分子往往精通幾國西方語言，都可以運用自如，可以有雙母語，甚至三種母語。但是不論中國人還是其他國家人，同時精通漢語與一門西方語言而都達到母語的程度的，是極少數。這是指真正的「精通」，運用自如，而不是一般的「流暢」。
近日許淵衝教授上電視朗讀，引起熱議。像許老那樣在中、英、法三種文字之間互譯，而且能譯詩，達到那樣出神入化的水平，着實令人欽佩，但這絕對是特例。本人大學專業是外國文學，至少十歲以前開始學英文，而且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工作是做翻譯，但是自問外文的運用無論如何與中文不可相提並論，就翻譯而言，從外文譯中文尚可，而從中文譯外文，特別是文學作品，從來不敢自己定稿。
中文兩大特點
一是口語與書寫文字是兩套，這是漢語對用拼音文字的外國人說來最難學之處，等於要學兩遍。所以普及比較難。好處是雖然方言發音非常複雜，文字是統一的，就是現在一般認為是自秦朝開始的「書同文」。不像印度，由於每一個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現在還得用英語為官方語言。生為中國人，說話已經不成問題，「學文化」就是從識字開始。能正確地讀、寫、用多少字和詞就成為衡量基礎文化程度的重要標准。
二是成語、典故特別豐富，並已融入日常話語中，幾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正是漢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幾千年文明的積澱。對成語、典故的運用也成為寫文章的一大藝術。當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礎的語文教育至少應該嚴格規範，應該有一定的要求。
依我設想，一位合格的小學畢業生，應該能寫通順的白話文而極少錯別字，初中畢業則應掌握常用的成語、典故而不出錯。能流暢地閱讀一般文學作品，有進一步提高的自學能力，這就算有了文化基礎，以後無論學什麼專業，包括外文，那是個人的選擇了。所以現在亂改成語是對中文極大的破壞。
比起上一代的人?我的老師、父母輩，我的舊學底子差多了。但是與下一代相比，又好像學得稍微多一些，就是我的同代人，情況也很不一樣。
舉一個例子，有一次一些人隨便聊天，有人說到了某些大人物的糗事，我脫口而出說真是「牆有茨」。一位專門研究古詩詞的大學教授非常驚訝，說你是學外文的人怎麼還知道「牆有茨」？（《詩經》：「牆有茨，不可掃也，中?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以後「牆有茨」就隱喻宮庭中的穢聞）。
老一代的人說話不喜歡太露，一般愛用隱喻，這是很尋常的比喻，我少時就聽大人說過。而在那位比我年輕的教授看來，這種典故只有他那樣的古典文學專家才懂。說明我這代讀書人一般常用典故，到這一代人就成為專業知識。這還不是年齡的「代」，而是學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圍的變化。因為我在改革開放以後初訪美國，遇到台灣來的學理工的年輕人，談吐和脫口而出的成語，就與我們這代人沒有什麼差別，因為他們的中學國文課本與我原來學的差不多。
每個人本能地都用母語思考，所以對母語的修養越深，能調動的資源、語彙以及聯想就越豐富。當然語言也是有發展、變化的，時下的許多新的網絡語言，老一代的人就跟不上了。不過要成為漢語文化的一部分，還有待時間的淘洗。
個人學中文的經歷和體會
我的中文熏陶來自三個方面：家庭、學校和自己亂看書。我只是個案，有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詩就是「春眠不覺曉」，那是我3歲的時候，早晨起來正好外頭下雨了，我母親一邊給我穿衣服，一邊吟這首詩，用她的方言湖州調吟。每一個地方的方言不一樣，吟的調子也不一樣。我母親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話吟。我到現在想起「春眠不覺曉」這首詩，自然心裏就出現湖州調。還有其他的，比如說《滕王閣序》後頭的兩首七絕，在我印像中也是湖州調，像唱歌一樣，現在還會唱。
我中學有一位國文老師是河北人，他在課堂上教那個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與君生別離」，就是用河北調來吟的。所以我現在想起這個詩的時候，就出現那個調，與湖州調完全不同。吟詩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記得住，跟唱歌一樣，而且對音韻、平仄自然而然就熏出來了。但是用普通話是很難吟的，連有的韻腳都不對。聽說中文吟詩已經申請聯合國非物質遺產，不知確否。
我大約五歲上一年級的時候，我母親就教我念《論語》，只是挑一點，不是念很多，也不逼我背，就讓我知道一點。
有一段經歷雖然比較短，對我影響卻很大。在我初中的國文課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儀單騎退回紇」，選自《資治通鑒》。老師講得特別生動，使我對郭子儀這個人發生很大的興趣，於是對《資治通鑒》也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很想知道《資治通鑒》是怎麼樣的一套書。
特別是小學課本就有「司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來作者就是這個司馬光！更加好奇想看這書了。碰巧，我父親有一位朋友家裏藏了很多線裝書，我現在已經忘記具他怎麼知道我想讀《資治通鑒》，對我非常嘉許，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資治通鑒》（可能他正好要搬家，處理書籍），我還記得是好幾排木匣子摞起來，大概是很好的版本，當然現在早已不知去向。
我那年暑假（大概是初中三）沒事，就開始出於好奇，從頭一本一本地看《資治通鑒》。其實也不見得都懂，挑着看。書裏每隔幾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馬光的評語，表達他對這段歷史的看法。因為是寫給皇帝看的，所以稱「臣」，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個傳統。《史記》裏頭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嗎？我忽然興起，一段一段把那個「臣光曰」抄在一個本子上，同時也作為練毛筆字。但是為了要說明他這一段評語說的是什麼事，我就得把前頭的那段歷史事實用自己的話做一個簡要說明。
這樣抄了一段時間以後，被我們家的一位常客發現了。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學，我母親對他非常尊重，稱他為「郝大哥」。讓我叫他「郝寄爺」，是乾爹的意思。那個時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頭兒，但他事實上大概不到50歲。他學問很大，什麼都會，從前有一種全科的中學教員，從數理化到國文英文都會教，缺什麼老師他都能補上去。當然最重要的是國文，他的舊學底子非常厚。
我最愛聽他講話，有一肚子掌故，外帶發牢騷、罵一切看不慣的人和事。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筆記本，突然對我寫的史實概要很欣賞，認為概括能力很強，覺得孺子可教，說了一句「可以與言《左傳》矣」。於是乎他就開始主動教我《左傳》，講得特別生動，使我對《左傳》產生很大興趣。因為《左傳》從文字來講，跟《資治通鑒》很不一樣，它太簡練、古奧，以我當時的程度要是沒人講解，是很難靠自學讀下去的。他給我講也是選讀，加上他自己的見解，像講故事一樣，特別生動，而且常使我有豁然開朗的感覺。而且發現日常用的許多成語原來就典出《左傳》。例如「疲於奔命」這個詞原來與一個叫公申巫臣的故事有關係，等等。這樣，我對《左傳》越來越感興趣。
郝寄爺其實教我的時間並不長，但是他的啟蒙好像為我打開了一扇門，不僅是對《左傳》的興趣，而是整個春秋戰國時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來了。
至於下決心通讀《左傳》，那是很後來的事了。實際上，我至今也並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還得看注解。但是不管怎麼樣，這是我最早，以這種方式接觸到的古典的東西，而且是當時那樣年齡的孩子一般比較少接觸到的。我舉這段經歷是要說明一種自然的熏陶，沒有人逼我，那位郝寄爺也不是母親請的家教，專門教我念《左傳》的，並沒有這樣的意思。碰巧遇上了，也算是我的幸運。這也形成我一種學習的模式，後來學外國文學也是一樣，常常是由於一個篇章，一個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處以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興趣，然後再四處開花，延伸開去。
那時候天津也有外國學校，類似現在的國際學校，所有一切課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學。太平洋戰爭之後，學校裏英文讓位於日文，英文程度下降。我父親有些我們看來比較「洋派」的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主要為了學好外文。父親對此略有動心，可是我母親堅決反對，她認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話，這個人的思想不會深刻，洋文再流利，畢竟還是中國人。外文以後可以補，中文錯過了就補不回來了。所以我繼續留在原來的學校。我很感謝她這個決定，也認同她的看法。
學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華學校是從小學一年級一直到高中三年級，12年完整的學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學校，其他方面不講，這裏只講中文教學。中文和數學是最主要的主課，一星期至少五堂。
小學課本是國民政府教育部審定的，第一課就是「大狗叫，小貓跳，小弟弟哈哈笑」，完全是白話。但是從小學三年級起，就另外加一點文言文選讀。我最初讀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琅琅上口，很快就會背。中學六年的課本大約文言白話各半，文言的課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中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漢文……
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許不完全按朝代排序，還有按難易排序。老師在課堂上重點講的都是文言文，他覺得白話文用不着教，挑幾篇做一點提醒，自學就行。所以我印像深的都是古文。我們那個學校很特別，中學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國文老師的理論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話文做不好，以後有的是機會寫白話文。這也許有一定的道理，我後來當然主要都是寫大白話，完全沒有困難，但是文言文的底子無形中對文風通順、簡練，和遣詞造句的推敲是有幫助的。
除了國文課之外，另外還加了「經訓」，這好像也是我們學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從小學六年級開始《論語》，初中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學》和《禮記》，初三是《詩經》，高一是《左傳》然後到高二改成「中國文學史」，這是國文課以外的。到高三的時候我們有一位老師是個看起來很冬烘的老頭兒，據說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們《小學》《爾雅》《說文解字》。可是那個時候我們大家都准備考大學了，對那些東西不感興趣，根本就聽不進，他在黑板上寫，我們在底下偷偷幹別的，或者做數字習題或者做英文練習。所以我對於說文解字一點沒學進去，但是高二的中國文學史那個老師講得非常好，非常生動，每個朝代都挑一點東西講，而且講很多野史裏頭的東西，我們都聽得興趣盎然。
這樣說起來洋洋大觀，好像讀了一大堆古文，四書五經，其實我們只讀了三書二經，還只是少量選讀，不可能像前人那樣從頭到尾每一本都讀。但是這樣淺嘗輒止跟沒有接觸過是非常不一樣的，選讀的多是比較精彩、有用的，我們對成語、典故的出處了解許多，而且對於漢文的美有了鑒賞力，對於過去的那些人和事覺得特別好玩，古代士人的境界、他們的幽默感、他們的表達方式，都使我對我們中國的文化和歷史產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有趣、很美麗的，這麼一種感覺，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感覺應該歸功於老師，不管在家裏還是在學校碰到的，那些老師每一個都可以成為模範教師，他們都是全心全意的，對教的內容自己非常投入，特別欣賞。他（或她）給講一首詩的時候，自己就先搖頭擺尾擊節贊賞，甚至自己感動得都要落淚的地步，你就跟着她一塊欣賞，一塊兒感動。而不是為了將來要准備考試而使勁記。所以有人說「五四」以後中國文化斷裂，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感覺是沒有斷裂的。
課外亂看書
我學生時代自己讀的雜七雜八的東西遠遠超過課堂教的。商務印書館出的幼兒文庫、少兒文庫、中學生文庫，是我最早的課外讀物，內容豐富，圖文並茂。特別是其中有講成語、諺語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這樣的讀物。
我家其實藏書不多。一般人以為我算出身「書香門第」，一定家藏萬卷書，因此有廣泛閱讀的條件。其實不然。由於住房一直不寬敞，我父親沒有自己的書房，家中幾乎沒有什麼藏書。我父親陸續買了不少書都放在辦公室，說以後給我。但是他1952年他調北京工作時全部捐給了天津圖書館，我根本沒有見到。
我較早的亂翻書是小學五、六年級，那兩年因躲天津水災，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個壁櫥，堆滿了各種新老書籍，沒有整理。我沒事就鑽進去弄得灰頭土臉，着實狼吞虎咽看了不少書。從武俠、神怪到紅樓夢、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讀者》，還有翻譯小說：福爾摩斯、大仲馬、莫泊桑，等等，真正的「亂」翻書，完全自由放任，生吞活剝，沒人管，也沒人指導。不過每遇有趣的東西、或有心得，就與年齡相仿的表姐們交流、傳閱，樂趣盎然。那個時候還接觸到一些新文學，有些雜志裏的作品，我感到很新穎，後來才知道那就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
到高中的時候還有很多書是同學中互相傳的。例如有些筆記、小品，就是有一個同學家裏的藏書，像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子不語》等在當時就有點屬於「少年不宜」了。
我們那時學習比較寬松，放學後家庭作業比較少，所以有許多閒暇看閑書。母親雖然對我管教比較嚴，但只要成績單使她滿意，對我看書從不加干涉。我主要是養成了「讀字」的興趣，不一定是看書，逮着什麼看什麼，對一切有字的東西都好奇，包括買東西包的報紙，都要看一看。有時竟然也會有意外的發現。
所有這一切對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種審美趣味，後來不論怎樣從事「西學」，周游列國，或是強制」思想改造」，這種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難改變的。過去是不自覺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識到什麼叫「文化底蘊」。
原刊於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本社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