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梁時代文學批評家鍾嶸的《詩品序》：「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寫作之宜忌
這裏所說，「用事」、「故實」、「出經史」等，皆牽涉採用典故——把寫作引申去到較多障隔的手法──都是評詩者應該否定的。好的作品，不用太多補充假借（補假），都是「即目」、「所見」以至於「直尋」（直敍胸臆）的結果。鍾嶸所舉千古佳構，都證明這個說法不是虛言。
可惜知易行難，詩歌較具質樸特色的陶淵明作品，在《詩品》中還是只列中品，敵不過崇尚駢偶和深重形式主義的時代風向。但歷史發展怎麼了？陶作還不是獨佔六朝鰲頭，成為多少年代的「詩人（不止隱逸詩人）之宗」？
是的，和形式主義相糾纏，其迎拒和辨別之間，一向是文學批評者的特殊工作。生活年代比鍾嶸遲了超過1千4百年的王國維，評價詩歌也還是用了近似標準。《人間詞話》云：「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隸之事，只『小玉雙成』四字，才有餘也。」「隸事」，就是鍾嶸所說的「用事」、「故實」、「出經史」，都不是寫作妙手的靈丹。《長恨歌》全長60句，共420字，王國維說當中的典故只有「轉教小玉報雙成」一句，可見不止是白居易「才有餘」，也是作者所服譍的寫作之宜和忌之充分的流露了。
不妨舉幾個例子說明。
千古佳構在於直舒胸臆
金昌緒《春怨》：「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金昌緒是唐代人，不太出名，流傳詩作不多（可能也只有這首），生卒年也不確定。他這首《春怨》算得上是一首邊塞詩，大概是盛唐詩人吧。這首詩寫一個丈夫參加遠役的思婦，在家中感到極度孤單，也應會是思腸百結吧，大概只有夢境才是夫妻二人相聚之時。詩人珍惜夢中，可是美夢往往被啼叫的黃鶯吵醒，逼不得已要回到殘酷的現實。作者沒有怎樣花氣力去描摹思婦的感情，只憑一個動作（「打起黃鶯兒」）就把婦人的抱怨濃重地表述。讀完這詩，你也會有一種抹不掉的悵惘，就像霎時代入婦人的處境一樣。詩就是要這樣才能動人。
再舉一例。崔護的《題都城南莊》：「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這首詩詠物寫人，用桃花和人對比。去年這個時候，桃花盛開，人花交映，這人，大概是一位襯得上嬌艷桃花的美人（孟棨《本事詩》有詳細描述，但只是憑空想像，當不得真）。一年重回舊地，桃花依舊，而且花是無情，不體諒人的孤單，還是對着春風燦爛地綻放笑容。這裏用人花對比、去年今日對比，把一種惜別的愁思表露無遺了。詩中沒有一個艱深字眼，也沒有什麼修辭技巧，但總之就很感人，帶出了絲絲的愁緒。
崔護是中唐詩人，不很著名，流傳詩作只有6首，但有這一首《題都城南莊》就讓他名垂千古了。成語中有一個叫「崔護重來」，就是寫這，可見人們對所謂佳作的評價有時也不會有很大的差距。
再舉一例。劉禹錫《石頭城》：「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這是作者一組詩《金陵五題》其中一首。金陵是南京，作者遊覽這個充滿歷史的六朝故都，寫出了他的感懷。這是一個被群山圍繞的都城，也是一個水（淮水）邊之城、潮打之城。潮水好像也被歷史情懷感染了，好努力沖擊（或慰問吧）這座古城，但每每寂寞而回。只有淮水東邊古老而冷清的圓月，夜半窺視這座昔日皇宮，或許也有些惆悵啊！
這是一首詠史詩，一般都會（或必須）有些典故的痕跡。但劉禹錫只寫眼前景物，透過題材的別擇，鋪排出一個很動人的場景，歷史的遺恨就由人們自己填上了。全詩也沒有什麼修辭技巧，但總教人佩服，就是著名詩人、劉禹錫的好友白居易也很佩服。《石頭城》有個短序，其中一些句子：「他日友人白樂天掉頭苦吟，歎賞良久，且曰《石頭》詩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後之詩人，不復措詞矣。」是呀，這句之中，七個字小學生都認識，配合起來就成千古佳構，後人也無法寫得再好了。
語文學習是否就應以這個境界作為努的的目標？可惜不少教師沒有這隻慧眼，批改文章，有時批語就很率直寫着「作意雖佳，但缺乏修辭技巧」之類。
想起舊課程中文科範文，選錄了某著名新詩作家的一首詠琴箏的詩，句句都有修辭技巧和所謂意象的經營。一句之中，技巧有時不止一個，而是珠玉紛呈，但師生皆以為苦。原因，你應懂的，寫詩寫到這樣，不也算是「趕客」嗎？就連擬題者都很有困擾，這詩登錄範文榜多年，就只有在臨取消一年才稍有涉及，算是也曾經做過範文。可見對於好物的評騭準則，人心所向，有時也很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