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毛澤東時代結束的一年，天安門見證了一幕一幕的歷史大事。 1月 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11日周之靈車駛過了天安門，幾十萬民眾，自發送行。 4月 1日至 4月 5日，成千上萬的群眾自發來到天安門廣場，追悼一生謀國以忠的周總理，並聲討四人幫（以毛夫人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在 1973年曾有「批林批孔」運動，矛頭直指周恩來）。在紀念碑堆滿了花圈花束，張揚起「若有妖魔興風浪，人民奮起滅豺狼」的條幅。天安門廣場的民眾更把周恩來畫像掛上天安門，悼念周之青年邊走邊唱《國際歌》，一幅題為《團結起來到明天》的照片，生動記錄了天安門「四五運動」的青年風貌。是年 7月 29日，受唐山大地震波及，一些市民在廣場上搭起防震棚。 9月 9日，毛澤東逝世， 18日首都百萬群眾在廣場舉行追悼大會。是年 10月 6日，被毛澤東稱為「老實人」「你辦事，我放心」的華國鋒聯手葉劍英、汪東興等，突然抓捕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的「四人幫」。消息傳出，萬民歡呼，長安街上到處是歡慶人群，天安門廣場更多民眾以各式標語、漫畫，表達內心之喜悅。
10月 21日至 23日，首都群眾數百萬人連續遊行，慶祝粉碎四人幫。同時，這也宣告了毛澤東時代的結束。
八十年代初天安門世俗了
毛澤東時代結束後，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行程。中國清明地走出意識形態的迷陣，轉向實踐理性為主導的發展。 1978年 12月 18日至 22日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以鄧小平為領導的實踐派共產黨人的一次決定性的勝利。這次會議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特別是把經濟發展作為黨政的中心工作。中共中央揚棄了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或「急風暴雨」的群眾鬥爭）的決策。
八十年代初天安門世俗了
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不止是對文革以來政策的徹底「撥亂反正」，也是挽救社會主義命運的一項有先見性的自我改革（中共是世界社會主義國家中最早實施改革開放的）。鄧之撥亂反正的第一步便是重建黨的正道，平反在文革以及反右運動中受害的黨政老幹部和知識分子。這在胡耀邦任總書記任內平反寃假錯案最為徹底，其中彭德懷與劉少奇的平反，是對毛的極左是有針對性的。 1980年 5月 17日，中共為劉少奇舉行國葬儀式，天安門廣場下半旗致哀。天安門看到顛倒的歷史再被顛倒回來。中共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雖決議毛在大躍進與文革中的嚴重「左傾錯誤」，並指毛在晚年搞「個人專制」，搞「個人崇拜」，但總因毛是「黨和國家的締造者」，所以毛澤東畫像一直掛在天安門城牆上。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政府大力增加農業和輕工業投資，農業去公社化，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生產大幅提高，私有企業也迅速發展，回復了城市的生命，由於開放政策，中國進入了國際貿易和金融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國得到了需要的資本和科學與工業技術，在最初階段香港和台灣是主要渠道。政府在靠近香港與台灣的中國沿海城市建立了一批「經濟特區」，把經濟決策權下放到各個企業，並逐步結束國家企業職工終身制。鄧之第一個十年，把市場調節與計劃調節結合起來，主要在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中國的社會，特別是城市，顯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與生氣，人們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有了變化。整體上，鄧之改革開放是極得民心的。 1984年 10月 1日，天安門舉行慶祝建國 35周年，有大閱兵和群眾遊行，群眾自發地打出「小平你好」的橫幅，這是人民對鄧小平很人性化的示意。
八十年代上半期的天安門廣場氣氛不一樣了，簡單說，不那麼濃的政治味了，是世俗化了，庶民化了，我們見到市民清晨在廣場習練太極拳，自得其樂的老人在廣場遛鳥，娃兒們奔跑歡躍玩風箏，可口可樂進了故宮，高䠷的法國模特兒也在天安門前亮相了。八十年代在天安門最強烈的感覺是中國開放了，中國已不孤立鎖國了，中國甚至向共產主義頭號死敵美國伸出友誼之手了！這當然要回到 1972年 2月 21日那個晚上，那一晚美國總統尼克遜秘密訪問中國，到中南海書房與毛澤東會見，中美關係從此進入新的紀元；那一晚，尼克遜車隊經過天安門廣場時，廣場寂無一人，天安門見證了這一幕的歷史。
十年的改革開放，雖然取得了重大成績，但也出現了社會經濟轉型中的問題。八十年代中期，官僚資本主義的現象已經萌現，而城市失業嚴重，通脹率更有高達 30％者，社會普遍有不滿，知識界對中共 78後的新政策是歡迎的，但對於政治體制改革更有期待。
1986年 12月科技大學學生因對人民基層代表選舉不滿，發起抗議，立即引發長江流域十數個城市的響應。此一抗議學潮到 1987年 1月漸次平息。平實而言，此次學潮之主題訴求，是與 1978年以來中共倡導的現代化改革之主流思想相契合的，但在受過文革之苦的領導層眼中，認為學潮是文革苗頭的再現了。學潮之處理雖不失理性，但學潮後中共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不是運動的運動，卻是大不幸。而令人震驚扼腕的是一向負責推動改革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自我批判」與「嚴肅的同志式批判」下辭職了！胡之去職，不啻是鄧小平改革事業中斷一手臂，對整個改革之形象也大有損傷。
趙紫陽繼胡耀邦為總書記後，在經濟領域加強了力度，為促進進出口型經濟，提出的「沿海戰略」，使對外貿易蓬勃發展，各項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使勞動力市場與土地市場均迅速發展，「價格改革」更進一步推進市場經濟。 1987年 11月的中共十三大，趙紫陽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報告，是七次易稿，五千人參與草擬的集體創作，相信這是體現了鄧小平的思維。趙指出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中國「在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也是一個「農業人口佔多數，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農業國，逐步變為非農業人口佔多數的現代化工業國的階段」。中共經過毛澤東三十年的統治，「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這樣的思維的提出是需要「理論的勇氣」的，這無疑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大文獻，但應該指出，這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提及到政治體制上的黨政分家，法制的建立，但沒有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把「堅持改革開放的總方針」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為「兩個基本點」。
八九年天安門經歷大悲劇
十三大誠然是改革派的勝利，但是中國社會如此大幅度、大速度的轉型，通脹、失業、官僚資本主義等問題，自「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來，一直有增無減。 1989年 4月 15日，胡耀邦因心臟病去世。人民大學學生為悼念胡耀邦，聚集天安門廣場，遊行示威。有的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呼籲結社自由、新聞自由等基本權利，之後連續多日，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很快變成民眾共同訴求的表達。有一個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部份員工製作的花圈輓聯，最受傳誦，輓聯是「萬民盼邦耀，民為邦本；舉國呼耀邦，邦國永固」。在胡耀邦追悼會後幾天，學生領袖宣佈成立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統一協調北京二十一所大專院校的學生行動，包括罷課和街頭演講等。情勢明顯轉趨激烈。但到此刻為止，學生的行為基本上是溫和的，非暴力的，他們爭取民主，譴責貪污，純然是愛國的動機，不過，有些批評鄧小平的言論，只能說是極端性情緒宣洩，如把鄧嘲笑為清末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 4月 26日《人民日報》社論，把學生示威說成是「在全國製造動亂」的「有計劃的陰謀」，是為了「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顯然，《人民日報》的社論對學生示威的屬性也是選擇了一個極端性的判定。之後幾個星期，天安門前，一日一個情況，一次比一次激情，學生與當局可能並應該有一個妥協，和解之門都逐一關閉上了。 1989年 5月 4日，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北京三十所大專院校六萬學生遊行到天安門，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與非學生，北京的老知識分子，黨的媒體記者、工人，也都加入了示威行列。
1989年 5月 15至 17日，預定是蘇聯戈爾巴喬夫的中國之行。他與鄧小平的會面將標誌中蘇兩國近三十年的敵對狀況的結束。戈氏與鄧小平都是共產國家的改革派的風雲人物，故這兩位領袖之會見被視為二十世紀歷史性的大事件，正因為如此，全世界數以千計的電視記者都雲集北京。而此時，天安門廣場已為絕食學生及支持者所佔領，也正因為此，全世界的電視焦點，從人民大會堂室內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身上轉到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學生領袖一夜之間成為世界媒體的英雄。因此，一幕一幕充滿英雄風采的電視畫面進入到全世界的百姓之家。矗立在天安門前的「自由女神像」更吸引了萬千人眾的眼球。戈爾巴喬夫在北京三天期間，群眾對民主之支持一浪高過一浪，參加遊行人數已超過百萬，而參加者更是各行各業，甚至是國家體制內的工人、黨政幹部、教師等等。 5月 19日，戈爾巴喬夫離開北京次日，北京宣佈實施戒嚴，是日黎明，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他說：「我來得太晚了！」 5月 21日後，又是一百萬市民的遊行抗議，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支持學生要求的聲明，呼籲撤除戒嚴令。顯然黨政內部已經出現分歧，而此時此刻，天安門廣場的龐大群眾無懼戒嚴，堅守下去，儼然已是一個「城中之城」。事態發展至此，和平解決已是道斷路絕， 6月初，二十萬軍隊兵臨北京城下， 6月 3日晚至 4日清晨，軍隊進入城區，奉令強行清理天安門廣場。雖然天安門廣場基本上沒有人員傷亡，但坦克與步兵從天安門兩側的東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挺進時，城中居民與工人在奮力阻遏中，遭到無情的鎮壓與槍殺，傷亡人數迄今無確切數字，但從當時電視播放的片段中，從午夜到清晨，所見到的是一片片令人痛裂肺腑的黑色中的血光。事後官方稱之為「六四風波」，事實上，這是當代中國改革途中的一場大悲劇，一場並非不可避免的，絕對沒有勝利者的大悲劇。當然，這也是天安門廣場所經歷的最難承受的一段歲月。六四後，中國在國際上一度陷入新的孤立，而天安門廣場再難見到八十年代初期市民那份不設防的歡笑。
九七年天安門慶祝港回歸
歷史的發展誰能預料， 1991年，蘇聯共產國際體系竟然崩潰了，日裔美國學者福山作出了「歷史終結」的誤判而名噪一時。 1992年 1月 18日，八十七歲的老人鄧小平展開了為期五星期的著名的「南巡」，他視察了廣東、武昌、上海以及深圳和珠海兩個經濟特區，鄧小平當然清楚國際共產主義解體的歷史事實，他更相信中國之所以沒有同樣遭到蘇聯的命運，正是由於中國有 78年後他一手開啟的改革與開放，「六四」並沒有動搖他這個信念，所以在南巡的講話中，他堅定地表示，必須「深化」市場經濟的改革。對於鄧小平來說，中國的繁榮強才是社會主義的目的，他是一個十足的民族主義者。南巡時，鄧小平雖然不再擔任職務，像毛澤東一樣，他擁有的是個人魅力的奇里斯瑪權威（ charismatic authority）。奇里斯瑪權威來自個人非凡的成就，鄧小平的非凡成就不止是他在建國事業中的貢獻，更在他 78年主創的改革與開放，這是一次挽救與開啟黨與國家命運的劃時代之舉。 92年的南巡堅固與深化了 78年的改革與開放，並自此開啟了以後二十年中國持續的大發展，使中國百年的現代化工程達到了新的高地。
1989年 6月後，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為鄧小平選拔接替趙紫陽出任總書記。江澤民忠實地執行鄧的經濟高增長與市場化的政策，同時，副總理朱鎔基也為鄧起用，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朱實行了強硬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建構經濟的新秩序。 1998年他接替李鵬出任國務院總理。從 1991年到 1997年，中國國民經濟總產值平均增長率為 11％，這是令舉世羨嘆的高速。實際上，中國的經濟規模此時在世界已居於第三或第四的位置，中國已被賦予「世界工廠」的稱號，「中國崛起論」、「中國威脅論」開始成為世界媒體的大話語。就在 1997這一年的 7月 1日，香港這個英國統治了 140年的殖民地正式回歸祖國，北京有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聚會，迎接香港回歸的歷史時刻。香港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的憲政框架下，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繼續其資本主義的制度與生活方式，而「一國兩制」的創立者鄧小平，卻於是年 2月 19日逝世。
鄧小平的逝世，不止是鄧小平時代的結束，也是中國百年共和革命以來出現的「偉人政治」統治形態的落幕。在百年共和之路上，由於共和（民主）權威之不立，先則有袁世凱以次軍閥靠武力建立的「威權政治」，此即是「強人政治」。此後，則出現了另一種特殊的「人治」的統治形態，即「偉人政治」。百年來，孫中山有個人魅力，但從未真正主政，故孫中山是偉人，但沒有「偉人政治」。孫中山之後，蔣介石、毛澤東的統治是典型的「偉人政治」的極致。毛之後，九州大地，唯鄧小平才能有建立「偉人政治」的魅力與威望。今天的中國，毛像豎掛在北國的天安門，鄧像則矗立在南國的深圳。「偉人政治」可以旋轉乾坤，創造新運，但畢竟是一言可以興邦，也一言可以喪邦的「人治」，與共和權威建立的憲政秩序的「法治」是絕不一樣的。「偉人政治」結束後，政治秩序之建立最能長治久安的只有憲政民主的法治了。
2000年，中國進入 WTO，中國的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自此，中國以雄健開放的姿態跨進二十一世紀。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成長，緊接着前二十年的發展，中國的現代化工程由點而線而面，在不流血的「生產革命」之後，接着的是一個如百花綻放的「消費革命」，人民的消費者主權意識油然而生，而大幅度的城市化（成百上千個大小城市），資訊（特別是互聯網與手機）與交通（特別是公路、鐵路與航空）的擴大深化，九州大地悄然已換上新裝，同時，金融、國防、教育、科技、學術、文化與媒體等各個領域均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中國社會的面貌與體質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中國前現代型社會快步向現代型社會轉型。在這個中國大轉型的過程中，中國崛起了！
中國崛起的意義有二：一是中國百年的現代化在近三十年中突飛猛進，中國有力地在擺脫千年古老農業社會的貧窮愚弱，中國已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百年追求的富強之夢，更深刻地說，一個中國的「現代性」，也即一個中國的現代（工業）文明秩序，正初步形成；二是中國已融入全球化的大潮流中，新世紀以來，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舉世公認的經濟大國與強國。自十六世紀，特別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世界的權力版圖顯示了西方（歐洲與美國）上升為世界的「中心」；而古老的中國則由上國而下降為世界的「邊陲」，而自上世紀末，特別是新世紀以還，中國以一個新文明姿態從世界邊陲上升為多元的世界的中心。
新世紀的十一年，也是「百年天安門」的最後十一年，這十一年，中國的改變太大了，世界的改變太大了；事實上，北京也早已由一個古老皇城變成一個世界的現代大城市了（天安門後面有紫禁城的故宮，今天天安門前面又添了一個現代型的國家大劇院了），但是天安門依然是北京，依然是中國的一個最具象徵性的地標，天安門依然見證了中國在新世紀中的大變化與大發展。在這本攝影集中，我們看到發生在天安門門前門後的一些有歷史性，有時代感的圖片： 2001年紫禁城內舉行享譽世界的三位男高音（柏瓦羅蒂、卡西拉斯和多明戈）的演唱會； 2004年讓．米歇爾．雅爾（ Jean Michel Jarre）在紫禁城的音樂會； 2005年 4月中共胡錦濤總書記與國民黨主席連戰的歷史性會見； 2006年 8月，天安門廣場上求婚的市民生活新態； 2008年 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天安門廣場下半旗哀悼； 2008年 8月 6日，北京舉辦有史以來最成功之一的奧運會，姚明手舉火炬跑出天安門， 8月 9日天安門廣場上民眾為奧運喝彩； 2009年 7月，天安門廣場上兩位外國女青年在「品味北京」， 10月 1日，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大典，天安門城樓上出現有中共三代的領導人，六十周年大閱兵的導彈展示； 2011年 1月 13日，天安門廣場東側國家博物館前，外地遊客瞻拜孔子像。
天安門見證百年共和之路
《百年天安門》見證了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它見證了二千年帝制的落幕，也見證了共和國的誕生。共和是一早產的嬰兒，自誕生之後戰亂相尋，共和之秩序始終沒有建立，但中華民國之後，繼而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民主始終是國人追求之夢。自 1911年後，中國已走上共和的不歸之路。百年以來，先則有袁世凱以次軍閥的「強人政治」，繼則有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的「偉人政治」，中國的政治秩序是依靠「強人政治」與「偉人政治」而建立的「威權」，而非依共和「權威」而建立的憲政法治。鄧小平去世之後，江澤民、朱鎔基與胡錦濤、溫家寶二代領導人，秉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國策，在現代化，特別是經濟建設上取得了舉世稱羨的成就，三十年以來，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止實現了百年富強之夢，中國且已由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這個可以稱得上偉大的成就無疑給予了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與認受性。
但我們知道，在中國這個社會大轉型中，也出現了社會轉型與「轉型社會」的種種問題，如貧富之懸殊，城鄉之落差，環境之污染，貪污之深廣化，市場規範之缺失，公義訴求渠道之淤塞，這些都會影響與損傷社會之和諧與安定，並足以動搖與挑戰統治之正當性與認受性，對於這些病象與惡症，世上並無萬靈之藥方，但世界政治之經驗一再證明，共和憲政的法治是最能消解體系內的矛盾與衝突的政治體制，也是相對代價不是最高而最能長治久安的政治體制。說到底，中國夢寐以求的一個現代文明秩序，必然是一個憲政民主的法治秩序。百年共和之路，如泣如歌，今天該是人民共和國強化與完善一個人民共和秩序的時刻了。
天安門已六百年了，它依然會巍然存在，百年來，它見證了人間正道是滄桑，共和是充滿滄桑的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