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2019年5月16日新亞書院70周年校慶學術講座《中國百年學術之變與發展》演講全文。現分三篇刊登，以下為第三篇：
科學在中國的發展是與大學不能分開的，大學與科學是一共生體。中國的大學不是縱向地從漢代「太學」承繼過來的，而是由歐洲橫向地移植過來的。同樣的，科學也是從西方引入中土的。有意思的是，科學這種知識與大學這個教育制度是清末民初同時來到中國的。
我們知道，科學革命是十七世紀在歐洲發生的，1678年牛頓出版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Principia）及1689年洛克（John Locke）出版的《政府論次講》，是科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的立基之作。值得注意的是，1662年與1666年英國的「皇家學會」與法國的科學院是歐洲先後成立的「科學社群」，它們是促進科學研究與發展的新動力，也因此之後英國有了世界範圍內的第一次「工業革命」（1760—1840）。這是以機器取代人力、獸力，大規模的工廠生產取代手工業生產，可稱之為現代首次出現的「科技革命」。但是，應該注意的是，第一次工業革命卻是與歐洲的大學無關的；英國的工業革命是在牛（津）劍（橋）大學的門外發生的。科學之進入大學、大學之成為科學發展的重地是源於十九世紀德國的大學改革。
德國大學的改革，重中之重，如前所述，一方面是取消了歐洲的「中古大學」的核心《聖經》，另一方面，則以科學作為新大學的新核心。這是歐洲的「中古大學」走向「現代大學」的先聲，德國大學也成為了世界各國大學模仿的對象。蔡元培留學德國，適逢德國大學改革的盛事，他帶回中國的正是他建構中國現代大學的思想資源。經學與科學並存的「京師大學堂」在蔡先生制訂的〈大學令〉下改變為「研究高尚學問」的現代型的北京大學，北京大學之取消「經學科」與德國大學之取消《聖經》是同一精神的。這是蔡先生親任北大校長時，特別提及的；而在蔡先生手上，科學成為大學的知識核心，正是大學走上現代，成為百年來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知識的重要能源。應該強調的是，西方的科學革命早於中國近400年，但西方大學之以科學為教研中心，則與中國的現代大學幾乎是同步並進的。中國的大學一開始就具有世界化的性格，因為大學中的科學是具有「普世性」的（蔡先生稱之為世界主義），這也是所以中國大學的學科設計與世界先進大學是接軌的，也可說是同一的（科學如物理、數學、化學等是沒有國籍的，不分國界的）。這也是中國的大學與海外的大學可以有交流，可以有合作；這也是世界的大學之間為什麼會有評比，為什麼會有競爭。大學已成為國力（硬實力、軟實力）的一個反映。
科學的發展與中國的崛起
經濟（哲學）家鮑丁（K. E. Boulding）指出，二十世紀之有特殊意義，在於它在人類史上發生了第二次文明的大轉型，而這次大轉型的基礎動力則是科學（科技）的大發展。鮑丁認為過去科學大都是業餘者的工作成果，只有到了二十世紀，科學才變為全天候的專業化的工作，且構成社會有機組成的一部分（參見 K. E. Boulding, The Mea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N.Y.: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64, p.40）。無疑地，二十世紀的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正是在制度上使科學成為全天候專業化研究的重地。二次大戰後，大學在科學的教學與研究上獲得集中性地支持，研究型大學的知識結構已成為社會學家柏森斯（T. Parsons）所說的「認知性的知識叢」（cognitive complex）（T. Parsons, Some Consideration on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J. Ben-David & T. N. Clark eds, Culture and Its Creato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276-277）。我曾指出，古代的「大學之道」以求「善」為最高旨歸，今日的大學之道已變為以求「真」為最高旨歸了（參見金耀基：《再思大學之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無疑地，科學知識的創新在大學中已取得愈來愈大的成就。加大柏克萊校區校長寇爾（Clark Kerr）極有洞見地指出，大學已是「知識工業」（Knowledge industry）的中心（參見 Clark Kerr,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N.Y.: Harper Torchbooks, 1966, p.58）。
中國的大學誕生於二十世紀初葉，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中國就已有123間不同類型的大學，但在二十世紀中三分之二的時間，因為軍事、政治、經濟等因素，大學的發展明顯地是滯後於世界先進國家的。中國（大陸）自1949年以來，與歐美國家處於隔絕狀態，中國的大學與歐美、日本等大學也是脫節的。文革十年中，大學甚至面臨存亡續絕之境。1978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才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中國大學的命運。在「科教興國」的政策下，中國的大學獲得了發展的新機。40年來，環顧兩岸四地，大學林立，大學在量和質上都有顯著的擴增與進步，不少新、老大學在世界約25000間大學中已位居300、200，甚或百間之列。這可說是亞洲升起、中國升起的大風景中閃閃亮點。的確，大學地位之上升，正顯示科研素質之上升，也反映了國力之上升。著名史學家弗格遜（Niall Ferguson）在他一本講文明興衰、競賽的書中說：「自1995年以來，中國（大陸）發明家獲得的新專利數量已成長為原來的29倍，這是東方崛起的一項表徵」。又說：「西方衰退而東方崛起最具說服力的證據是教育」（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2011，中譯本：《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 Apps》，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395）。
科學與中國現代文明的建構
百年前，中國的學術之變，由經學轉向科學。自此，經學時代結束，科學世紀於焉開啟。科學因而取代經學，登上大學知識殿堂的主位。百年以來，科學的發展雖歷經坎坷起伏，但在近半個世紀裏，大學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的發展，交光互映，出現了中國現代化前未之見的新貌，而科學亦隨大學之上升而上升。時至今天，大學與科學這個共生體已是中國崛起的象徵，也是構建中國的現代文明的根本能源。
原刊於《新亞生活》，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中國百年學術之變與發展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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