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李約瑟之難題〉
上周提到的田家炳基金40周年紀念活動，大會邀請了9位大學的校長或副校長，齊集台上，輪流分組回答3條問題。下面是第一條，全文隻字未改照錄。
學校如何提升德育/價值觀教育工作，引導學生注重品德內涵修養培育，為未來人生路奠基？
這裏是筆者的思考。這個問題，是針對知識與技能以外，學生的發展。
這就包括學生的情感、態度、道德、價值觀；也就是這裏說的品德、內涵、修養。因為是面對大學校長，可以假設是有關大學教育的，與中小學教育應略有不同。假如是針對中小學教育，大都會把注意力放在「教」的方面，看學校能做些什麼，幫助學生在知識以外，如何成長。於是會聯想到開什麼課程？如何設計校園生活？組織什麼活動？引進什麼外力元素？等等。
大致來說，在中小學，學生一般未成年，學校負有監護他們成長的責任。一般假設學生的發展，是可控的；因此學校就要盡量地鋪好路軌，讓學生上軌道。具體來說，學校都有校規，就是在校園以內的行為規範；讓學生有所依從。雖然大家都知道，一樣的學校環境，也可以產生一百種學生。
因為學生成長的因素，學校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學校不是工業生產，不是所謂「倒模」，不會產出一模一樣的學生。雖則大家也知道，學校有校風，是一種有形無形之間的氛圍，不同的學校，畢業生的風格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大學生成長，靠管制嗎？
大學則很不一樣。香港的大學，更加接近西方的大學。學生進了大學，基本上是進了社會。從法理來說，他們都是成年人。學校不扮演學生的監護人。另一種說法，學生是成年人，學校無權監控他們的行為。實際上，學生的行為，是受社會法律的規管。許多年前，曾經有中國內地或者台灣的大學朋友來訪，都驚訝於大學沒有校規。
大學不是沒有紀律，作弊是零容忍的。在港大，學生作弊是嚴重的犯規，要立案調查，設立專案小組，實行類法律的審查；有時候甚至學生可以聘律師辯護。
除此之外，都訴諸法律。筆者當過學生宿舍舍監，相當熟悉──有偷竊就報警。近日行文中有大學生騷擾其他學生，也是報警。當然，大學是教育機構，過程中還有許多勸喻、調解、輔導的餘地。
但以上都是消極的。讀過大學的，都知道大學生活，是非常豐富的學習生活。大學畢業多年，往往記得的不一定是課上的知識，而是課外的活動。傳統的有各式的學生團體──學術的、體育的、音樂的、舞蹈的、戲劇的、宗教的……後來又多了許多服務性的（如扶輪社）、世界性的（如AIESEC）、「潮」的（如動漫學會）。這些，甚少是學校設立的，幾乎都是由學生自己發起的。筆者就在60年前，參加過50人簽名發起組織港大「行社」（Ramblers’Club）。
住過宿舍的，更加會覺得宿舍生活最難忘；那是不同背景不同思想的年輕人，學會共同生活。即使是課內的學習，也變得很多姿采──各式各樣的小組項目、設計、創造、校外體驗，無法勝數。但是更多的是大學生自己在校外參與的活動──NGO、教會、社區──往往是幫助弱勢社群。
大學生自治，最佳鍛煉！
學生自治，是大學生一個重要的學習領域。很多學生都爭取「上莊」（選入學會的執委），而「上莊」是一種難以替代的經歷──要經歷決策、協商、分配、解難、排危等等的考驗。那天田家炳的會上，座上就有聽眾提出要重視學生自治的機會，誠然。
筆者在當舍監的時候，有一年宿生會的主席，日以繼夜地為同學服務，往往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她在中學的時候，成績彪炳。問她，為什麼捨得如此犧牲自己。她答：「我要是埋頭只顧功課，要考個一級榮譽，也許不難。但是我就會失去了現在學到的東西。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這種想法，很有代表性。
筆者參與過內地多所985（國家重點）大學的評估。也都是學生的學會林立，學生（尤其是一年級的學生），第二年都爭做學會的理事或者幹事。那是大學的常規，內地稱為「第二課堂」。內地也愈來愈重視校外的社會服務與社會體驗。我們評估的時候，也包括這些方面，而且還邀請校外的合作夥伴作出評估。
不少本港大學，都有「師友計劃」（Mentorship）。Mentor這個英文字，近中文的「師傅」，而不是teacher。也就是全面幫助學生成長的前輩。當年（1997）港大開創的時候，只是覺得，大學有無數有豐富社會經歷的校友和朋友，而我們的學生，相當一大部分來自弱勢家庭，他們的家庭沒有這樣的社會網絡。
學術一點來說，他們沒有這樣的社會資本。將來畢業進入社會，就很吃虧。何不讓他們配對，讓學生從「師傅」身上汲取營養？這裏面，沒有人付錢或者收費，完全是人與人的交往。也不會「對口」配對（例如律師對法律學生），否則變為職業輔導，就狹了。結果，「徒弟」高興，「師傅」也高興；還有「師傅」逐年累積「徒弟」的。雙方不必花很多精神與時間，但是這樣的學習，這樣的友誼，無可替代。
近年大學生的海外交換，已成風氣。港大原來要求每一名學生，大學期間，起碼去過一次海外交換，起碼去過一次中國內地交換。可惜疫情打斷了。很期待疫情過後，盡快恢復。
其實，社會科學院大概10年前就有了類似的要求，也實施有效。海外交換，是讓學生經歷另外一種文化，知道我們習慣了的，只是局部；原來在有些社會，人們是用另外一種形態生活的，眼界和天地，豁然大開。
大學生經歷，一生難再！
學生也很明白這一點，在波士頓教書的時候，遇到一位港大的交換生，他在港大念心理學，到美國卻專門找哲學的名師上課；他說，假如到這裏也是念心理學，與香港差不多，但是心理學往往糾結的「身與心」（生理和心理）問題，卻要求教於哲學。還有其他的海外經歷：有一位學生，二年級的時候，應徵到南美洲一個國家去教中學IT，起初一句西班牙語都不懂；一年之後，回來完全變了一個人，立志要到國際機構為發展中國家服務。
沒有以上種種，就不算是大學生活。大學，固然是高濃度地學習知識，但也是無顧慮地廣泛接觸，大膽嘗試，開闊前景的幾年。一生中很難再碰到！徐立之的年代，設立的「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就是讓弱勢家庭的學生，不致因為經濟拮据而不能經歷這樣的學習。
因此，筆者的思考，大學教育，知識與技能，只是學生學習的一個方面。大學，應該是學生無邊界的學習天地。
大學，不應該也不可能瞄準目標模型去塑造學生；而是應該把學生釋放出來，讓他們在浩瀚的大海中游泳，讓他們嘗試，允許他們犯錯，從而鍛煉自己，讓自己在變幻莫測的未來，可以自如地生活。
應該相信，人的思想與品德，是社會的必然，重在經歷。在大學多般經歷，多種鍛煉，才不致狹窄，才有自信，才會有健康的思想與品德，才不會在風浪中被捲跌。
那年，筆者參加北京大學100周年校慶，江澤民在台上，說了：「要打造一兩所世界一流大學」。從此中國的大學迅速走上國際舞台。那是1998年5月，所以有985。但那背景，是1989年以後，害怕大學生，大學發展停滯，甚至一度限制發展（升大學的）普通高中。
一時的社會風浪，百年的樹人大計，孰輕孰重？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