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收生與社會公平

上周提到美國James Coleman在1966年的研究報告，當時最引起震動的是：在美國，學生的學業表現，家庭影響顯著地超過學校影響。上周筆者把話說顛倒了，也許讓讀者看得一頭霧水。在此向讀者致歉。

文章當時是想說明，在美國，純粹看考試成績，對於弱勢家庭的子女不利。因為父母不重視教育，學生因而也往往在比較忽視教育的環境下長大。香港或者華人社會則不一樣，自古以來，由於科舉純粹看考試的傳統，教育往往是貧困家庭對子女的翻身指望，因此不惜「十年寒窗」；因此會有朋友擔心，要是大學收生需要看其他經歷，都會是貧窮家庭負擔不起的經歷，反而讓貧困家庭失去了簡單可期的目標，因此會對弱勢學生不公平。

照顧弱勢事與願違

當然，以上的所謂「文化差異」，只有統計學上的意義。香港的教師會告訴你，香港也往往會遇到家境比較困難的學生，家長對孩子的學業不聞不問，完全不管。美國也不是沒有貧困或者少數族裔的子女，通過在學校的努力，達致社會上升。而且，隨着時間的轉移，家長的態度會有變化。學生的族裔文化背景，也是一個變數。以上只是一般的情形而已。

但無論如何，這裏牽涉到家庭與學校對學生影響的相對強弱，也牽涉到學校與社會不公的關係。

恰好，上周五同一天（11月2日），同文盧安迪也為文討論大學收生。提到美國的積極平權（affirmative action），為了達到國家憲法要求而制定的種種政策，初看照顧了弱勢社群，但是往往實際施行之後，事與願違，弄巧反拙。這是殘酷的現實。而實際上，任何收生的措施，從不同的角度看，都會看出不同的利弊。

像目前仍是懸案的哈佛對亞裔學生的「歧視」，即盧文所說，亞裔學生入學的標準，要比其他族裔高許多。因此亞裔學生覺得不公平──「同樣的分數，為什麼拉丁裔可以入學，我就被拒？」但是，假若只看分數，哈佛的校園，就不難被大數目的亞裔學生「佔領」了。拉丁裔的學生又會覺得，為什麼他們憑分數就能入大學，而我們只不過分數低就不能接受哈佛的教育？

筆者近年悟出一個道理：教育政策與措施，包括大學收生，有普遍地為下一代作迎接未來的準備，這是基本的。教育也可以增加或者減弱它對社會不公的影響，但是教育不可能基本地改變社會的不公。至今，人類社會不是公平的社會，雖然「公平」是人類沒有間斷過的期望。但是社會的不公，是社會資源分配的結果，有其深刻的社會制度與經濟形態的根源，但卻不是教育造成的。

當年念博士之初，沉迷於教育經濟學。簡單來說，受教育愈多，未來收入就愈高。Learning會帶來Earning。這也是人力資本理論、教育投資概念的基本立足點。國家在教育投資，讓國民有更強的生產力，從而增加GDP。個人向教育投資，高中畢業不就業；短期內犧牲了收入，但是念了大學，換取終生更高的收入。所以可以計算教育投資的回報率（rate-of-return）。

但是，這裏的「更高收入」，是相對於中學畢業便就業而言。卻沒有辦法解答：假如每一個人都念了大學，是否每一個人都會有同樣更高的收入？又或者說，每一個人都念了大學，是否社會就平等了？

假若只看分數，哈佛的校園，就不難被大數目的亞裔學生「佔領」了。（Pixabay）

教育投資不涉公平

事實上，許多國家，高等教育擴展了，高等教育的回報率就會逐漸降低。事實上，長期來說，大學畢業文憑的價值也會逐漸下降。是為學歷貶值（qualification inflation）。這在香港已經發生了，也是人們常識之內。因此，教育能夠做的，是不要在學校階段，就因為家庭資源的差異，而妨礙了學生的上升（這裏仍然是指教育制度裏面的「上升」）。而無法希望通過教育，營造一個公平的社會。

不是想為教育卸責。教育的「公平」職責，還是很重要的。

其一，要讓孩子從小就有公平觀念，因此學校與教師的一舉一動，都應該讓孩子生活在一個公平的環境裏面。否則，要是孩子從小就認為「不公」是應該的，他們就會認為自己難免是高人一等，或者低人一等。要是充滿着這樣的人類，我們的社會，就只會愈來愈不公平。欺凌與被欺凌，就會變成社會的常態。即使是這一點，其實要學校做到也不太容易。

華、日、韓、越這幾個「筷子社會」，深受孔孟影響，都是費孝通說的差距格局，是一個差距、等級、攀比觀念嚴重的社會。在香港，教師觀念裏面輕視貧困家庭的，也許不是主流；但是把學生分為優劣，又或者把學生按照成績排序，還是普遍的。

其二，讓學生有社會上升的機會。所謂均等的機會（equal opportunity）。我們改變不了社會的不公，但是卻希望社會還是可以上下流通的，也就是社會給予每個學生希望。相反，是因為教育制度的弱點，讓一部分人完全失去了向上流動的希望。我們希望不斷擴展高等教育的機會，就是讓更多的人有社會流動的機會與能力。

其三、在制度上，因此不應該有出身的因素，讓某些學生永遠無法接受更高的教育。在學校裏，也因此不應該讓某些學生覺得自己沒有價值，或則一早就自暴自棄，或者以負面的態度對待社會。人們常常說：「教育就是希望」，是千真萬確的。

1970年代，筆者在筲箕灣辦了培元英文書院，當時是窮區辦學。事實上，近800名畢業生中，能夠進入大學的寥寥可數。但是當時的教師有一條共識：「5年中學，每一名學生，起碼有一次機會在台上接受鼓掌。」就是要每一名學生都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人，即使他們最後也許仍然生活在社會的下層。

其四、與大學收生有關，盡量給弱勢家庭的學生，有機會有資源享受更多的學習機會。這不是為了爭取進入大學，而是因為他們將來進入社會，沒有這些經歷就很吃虧。也是因為這樣，大學收生這條指揮棒，就很重要。大學不打開成績以外的門，弱勢的學生就只有被困在考試裏面。須知，富裕家庭，不管你如何收生，還是會有其他的學習機會。不過不一定表現在大學入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