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還是明明「理」？

 

在20世紀，科學（包括科技）發展之大與速是史無前例的。鮑亭（Kenneth Boulding）在他的《20世紀的意義：大轉變》（The Mea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Great Transition） 中指出，20世紀之意義在於人類文明之第二次大轉變，而科學（科技）則是這個大轉變的基礎。他最有洞察力的觀察是：20世紀科學之升起，根源於一個事實，即科學（活動）已成為社會實質的有機的組成部分，科學之研創是科學工作者在專業及全天候的基礎上進行的。

 

我在此進一步提供一個科學在20世紀為何突飛猛進的解釋。這是因為現代大學的制度創新。現代大學，今日世上有規模的現代國家，無不有百千間之數，它們為各門各類有專業訓練的學者，提供長期性的教研職位，這數以萬千計的教師，除了教學之外，便是在專業基礎上，全天候地從事學術與科研的工作，這是為什麼20世紀有如許豐碩的科研成果，這也是為什麼20世紀有知識爆炸的現象。誠然，如克爾 （Clark Kerr） 所説，現代大學已成為「知識工業」（knowledge industry） 的重地。

 

 

講到這裏，我們要再審看大學的學術（知識）結構。以中國言，自上世紀初創設大學以來，科學即成為大學學科中的重心。最早的大學是文理並立，人文還可以與科學平分秋色。之後，科學的範疇愈來愈擴大，理論科學之外，還擴展到應用科學、社會科學，以及多類專業學科，從此人文在大學整個知識譜系中的位置則「相對地」變小了。不甯惟此，科學作為一種知識體，在大學中位序之上升不止是量之增大，更重要的是科學幾乎成為了知識的尺度與範典。

 

今日，不論在西方或東方的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出現了貝拉（Robert Bellah）所説的「科學知識的文化範典」（cultural paradigm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科學是一種追求理性的客觀規律的知識，它是一種「理論的知識」（theoretical knowledge）。科學講 “is” （當然），不講 “ought” （應然），因此當科學知識作為一切知識的尺度與範典時，凡是講「應然」的道德、倫理或價值言説，在大學課程中已無位置或被邊緣化了。貝拉説現代大學「對於什麼是好的人生與什麼是好的社會的倫理學的反思已不再是教育之中心了」。

 

牟宗三先生指出：

 中國從古即説「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試問今日之大學教育，有那一門是「明明德」？今日之學校教育是以知識為中心的，卻並無「明明德」之學問。「明明德」的學問，才是真正「生命」的學問。

從大學之終極目的來説，現代大學自覺與不自覺地是尋求真理（truth），科學之真理，也即求「止於至真」了。如前所述，中國學術有個「從經學到科學」的轉換，從而中國的大學之道發生了根本性之變化，實際上 （雖非理論上），今天的大學之道可以寫成

 大學之道，在明明「理」（科學之理），在新「知」（創立新知識），在止於至「真」（科學之真理）。

在今日的大學，由於科學這一支配性的心智思維，因此而出現了海耶克（F. A. Hayek） 和哈貝瑪斯 （Jürgen Habermas） 等學者所批評的「科學主義」（scientism，即科學不止是知識的一種，科學已等同於知識）。從而，錢穆先生所説中國學問的三大系統中，今日大學學術發展得特別迅速的是「學統」，而傳統上最重視的「人統」則被冷漠了。

 

 

2006年，魯易士 （Harry Lewis） 出版了 《卓越而沒有靈魂：一間偉大學府如何忘掉了教育》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我認為這本書很具體生動地論述了我對現代大學的看法，即現代大學的「大學之道」是追求「至真」，而不再是傳統大學（中西）的追求「至善」的「大學之道」了。魯易士是原哈佛大學的哈佛本科的人文與科學院院長，他是一位電腦科學的教授。他所批評「沒有靈魂」的大學正是他服務多年的哈佛大學。

 

他説哈佛在科研、在創造知識上無疑是「卓越」的，但哈佛卻已忘掉了大學教育的目的——即如何培養學生為德、智雙修的人。他説哈佛已不知「什麼是好的教育」了。魯易士説哈佛這間偉大學府已忘了為學生應擔承的「更重要的教育角色」。他説，哈佛忘了

 幫助他們〔學生〕成長，幫助他們尋求自我，幫助他們尋求生命中更高的目標，幫助他們畢業時成為更好的人。

他認為大學的教育責任是

 使學生的腦與心一起成長——使學生成為一個學識與德行兼有的青年。

他批評哈佛大學説：

 大學已失去，誠然，已自願地放棄，它鑄造學生靈魂的道德權威。

魯易士説，現在人們在懷疑：「大學所代表的價值，甚至有時候，大學是否還能代表任何價值了。」

 

 

在很大程度上，魯易士對哈佛的批評也一樣適用到世界上絕大多數優秀的研究型大學。魯易士説哈佛已不再措心於道德教育舆價值教育，實則這是現代大學很普遍的現象，因為現代大學所重的是科學理性，如社會學家柏森斯 （Talcott Parsons） 指出，大學已成為認知性複合體（cognitive complex），價值教育在大學中已無位置。大學已自覺或不自覺地只專注於韋伯（Max Weber）所批判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了。

 

誠然，求真理是大學應有的偉大理念。求真之知識，無逾科學，科學對人類文明之貢獻了無可疑，科學使人類更像人類，人類由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其基本的動力就在科學（科技），今日否定科學之貢獻者可謂非愚即妄。但大學教育之目的，在求真之外，必不能不求善。古代的求「善」的大學之道必須與今日求「真」的大學之道結合為一，不可偏廢，否則大學很難培育出德智兼修的學生。中國現代化企求建構的「現代文明秩序」也就不能是完整無缺了。真的，在中國的思想中，善與美是並在的。最好的人生境界是「盡善盡美」。大學可以在求真外，不求善與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