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樂土:香港古月堂珍藏獅羊紋赤金碗的解讀

金銀器的雕飾,既代表唐皇室及貴族的器物專利,更能體現四方物像在中國樂土下的變貌。

大唐國勢空前鼎盛,太宗被尊爲「天可汗」,四夷咸服,開展了唐帝國與中亞、南亞、中東的友好外交。除非國家受到邊鄰主動的威脅,須要發動戰爭以外,在大部分的時間內,中國對周邊地區並非用武力的征服。唐朝廷典章、制度、文物的高度,足以構成大中華的文化圈,讓歸屬於圈內的成員,均感到在樂土上的身分自豪。在文化受融的過程中,一些帶有強烈地區性的政治、宗教或民俗的表徵,會因應入唐的關係,而加以中國化。物像的原型當然各自有其區域的淵源,惟文化意象解釋,為符合大唐的融和氣氛,便要在鋪砌上多下工夫。金銀器的雕飾,既代表唐皇室及貴族的器物專利,更能體現四方物像在中國樂土下的變貌。筆者在此以香港古月堂珍藏的唐代獅羊紋赤金碗,説明它的中亞原貌和含意,以及歸於中國形象後的做型演化。(圖一)

圖一:香港古月堂珍藏唐代獅羊紋赤金碗(正面俯瞰)
圖一:香港古月堂珍藏唐代獅羊紋赤金碗(正面俯瞰)

與現時多數發現的唐代赤金碗盤器型相比較,古月堂所藏的金碗皆有以下的特徵。其徑口寛11.5釐米、高5釐米、碗底寛5.5釐米,外面飾以兩隻獅子與兩隻角羊,彷彿在花蔓間追逐奔跑。由於含金量高,金的密度及重量,遠較鎏金的銀片、銅片為高,因此手感明顯較重。以唐代的製金技術,能煉出百分之七十、八十之間的含金程度,其時已視為純金。在此程度以上的赤金,只有在原材料更純、火候及技術更高的官署中才能製成。因此,完整地呈現赤金的本色,才是製器的最佳表現。為達到此一目的,通體中尤其是器物內部,皆作由下窄而上寛,自内而向外反的線條形態,以達至最理想的拋光效果。在強光的映照下,金體閃光通黃,並隱隱透出精赤的顏色。至於外壁的物像雕飾,只須以陰刻、淺刻方法,施工於器物底部和外壁之處,已然相當充分。(圖二)

圖二:香港古月堂珍藏唐代獅羊紋赤金碗(底部)
圖二:香港古月堂珍藏唐代獅羊紋赤金碗(底部)

西域神話傳說 象徵宗教政治

所鏨之物,為何是獅子和羊呢?而且兩者在草叢上均被刻劃得十分和樂。在常理之中,獅子是猛獸,羊類皆是牠的上佳獵物。在中亞發現的古代壁畫和器皿中,多以獅子捕食牛羊,獵物卻以角死命相牴的形態出現,學界認為反映了強勢者向弱勢一方的制控,或祆教中光明和黑暗勢力之爭。獅子本非中原的動物,它在其他絲路國家卻有相當活潑的形象。西域地區素有獵獅、馴獅和崇獅的習俗,從印度到波斯、大食,獅子的描述帶有濃重的神話色彩,包含宗教神力和政治王權的雙重象徵。《冊府元龜》、《唐會要》、《新唐書》、《舊唐書》記載了很多西域國家(地區)進貢獅子的情況。獅子主要來自大食、波斯和昭武九姓的安國、康國、史國、米國等地。而且,在薩珊王朝統治下,一種有翼有爪、獸頭鳥尾的「森穆夫」(sēnmurv),在藝術雕飾中大行其道,其地位猶如中國古代的龍,象徵着帝王權威和國運興衰。(圖三)

圖三:波斯薩珊王朝器物上盛行的有翼獅子「森穆夫」紋飾
圖三:波斯薩珊王朝器物上盛行的有翼獅子「森穆夫」紋飾

在今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考古博物館收藏的浮雕版、紐約庫珀.休伊特博物館 (Copper Hewitt Museum)收藏羅馬晚期和前拜占庭時期的絲織物上,都遺留這種紋飾。伊斯蘭征服中亞、西亞之後,仍出現在拜占庭裝飾母題系統之中。以後,傳播至地中海盆地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文明中,包括西班牙的穆斯林王朝和遠東地區。不過,經過了來華的粟特商旅的二度演繹之後,森穆夫的形象意涵更為豐富,尤其在祆教的影響下,幾乎所有與猛獸之惡勢力搏鬥的牛、馬、羊、駝,都有機會列為光明派系的翼神。中國在唐代前期,也興起此類亦鳥亦獸的森穆夫形象,例如在陝西歷史博物館便收藏了唐敬陵貞順皇后(武惠妃,699-737年)的墓石槨圖像裝飾。該武惠妃石槨立柱紋飾中,清楚刻有異域色彩的動物搏鬥場景,在繁茂的蔓草叢中,一隻獅子撲在正在奔跑的山羊背上撕咬,長着兩隻大彎角的山羊扭頭瞪着獅子,可謂動感十足。(圖四)

圖四:陝西歷史博物館藏武惠妃墓棺所刻獅子和山羊搏鬥紋樣
圖四:陝西歷史博物館藏武惠妃墓棺所刻獅子和山羊搏鬥紋樣

圖五:陝西歷史博物館藏武惠妃墓棺所刻添翼的牛紋樣
圖五:陝西歷史博物館藏武惠妃墓棺所刻添翼的牛紋樣

盛唐赤金器皿 前期時代印記

最值得注意的是,大量有翼帶尾的羊、馬、牛圖案出現在石刻之上,令人聯想到森穆夫的家族繁衍,保護皇家性命的安危。(圖五)誠如學者楊瑾〈唐武惠妃墓石槨紋飾中的外來元素初探〉(《四川文物》,2013年5期)一文所說,武惠妃墓所見的圖的裝飾主題極為豐富,有着中國傳統的裝飾母題,又有盛唐時期的典型紋樣;既有西域廣義性的民族性題材,也有某些特定的宗教圖像,諸如蓮花童子、飛天伎樂、半獸半鳥型、動物搏鬥圖案和獸身魚尾型神物等造像,皆融合了希臘羅馬和中亞、西亞傳統的薩珊波斯風格的混合型紋飾。其中,鳥獸的混會合形象,更接近何家村銀盤和日本奈良正倉院所藏唐螺鈿紫檀琵琶的紅牙撥樓撥子上的圖案。凡此,反映了外來紋飾經過魏晉南北朝至隋唐長時段的遷移、變化和融會,器物便成了文化載體,把各種社會環境、中外交流、民族融合的多元實況完全展示出來。

古月堂珍藏的唐代獅羊紋赤金碗,其製器精神已擺脫了動物相殘而取得權力的格局,無論是獅子與山羊,均在祥樂的氣氛下奔馳草原。從某種裝飾意義來說,構圖雖屬自然界動物的描繪,唯製作匠人深諳西域文化中有翼獅子、有翼之羊等在神話傳說中的故事。因此,製作時特別以蔓草掩護身體的方法,把獅、羊具有雙翅的喻意模糊化、浪漫化。觀者驟眼觀之,根本難分它究竟是被蔓草蔽體,還是在前半身上添有雙翼。(圖六、圖七)從蔓草、動物的紋飾,以及盛唐赤金器皿工藝可見,此珍藏明顯帶有唐前期的時代印記。玄宗期武惠妃墓的獸紋石刻中所見獅、羊及添翼之物,很可能揭示了此金碗就是玄宗時代,帶有一種自西域而中國化的藝術演變風格。早在楊貴妃得寵以前,武惠妃才是玄宗最鍾情的妃子,她以絕代芳華離開人世,死後並追封為貞順皇后。史書亦載玄宗所以鍾情楊氏,某程度是因她與武惠妃面貌相似,也是能歌善舞之人,令皇帝再次尋得感情的慰藉。可以想像,玄宗傾盡全力辦理善後工作,也把唐代光輝文化及美好記憶同埋地土,留待後人揭盅。

圖六:唐代獅羊紋赤金碗上以蔓草虛飾的獅子添翼造型
圖六:唐代獅羊紋赤金碗上以蔓草虛飾的獅子添翼造型

圖七:唐代獅羊紋赤金碗上以蔓草虛飾的角羊添翼造型
圖七:唐代獅羊紋赤金碗上以蔓草虛飾的角羊添翼造型

圖片:作者提供

趙雨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