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早前香港大學新聞及傳播研究中心前總監陳婉瑩教授撰文，談及基因組編輯香港峰會來到香港的緣起、對香港的意義，和基因編輯所引起的爭議和輿論風暴，她又邀請北大北京大學生物學博士、《知識分子》特邀評論員劉新星撰文，論及為何科學家反對基因編輯；文章一組三篇，分兩次刊登，第一篇及附錄劉新星文章如下：
那是徐立之難忘的一周，作為分子遺傳學家、港科院創院院長，他主持了歷史性的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從事這個領域的頂尖科學家、倫理學家、政策制定者等500餘人雲集香江，濟濟一堂。沒料到，峰會前夕一個在行業內少有耳聞的內地學者引爆了一個被形容為「史詩」（epic）層次的突發新聞，把大會推到國際新聞的風口浪尖。
整整四天，本人是基因專家的徐立之，在新聞風眼中和大會籌委會一起面對在場260名中外記者的質疑。更具挑戰的，是主辦者和講者要面對全球每一個角落同行專家的監察，峰會全程直播，「收視率」最高時吸引了180萬人同時觀看，其中很多是世界各地頂尖實驗室的科學家。另外，在互聯網時代，參會者台上台下的言行和舉動，馬上就會引來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體平台的點評。
大會結束後的第一個周一，我和徐教授在港大的教授餐廳見面，他提早了半小時如約而至，身穿紅白條子襯衣，帶個黑色的背包，看來比之前一周輕鬆多了，滿臉笑容。
我問﹕「周末休息了嗎？」他說﹕「我周六去行山，昨天星期天跟學生聚會，沒事啦。」我看他還是在忙，邊打開背包給我看裏面的西裝外套，邊說﹕「這裏還有領帶，下午要開會。」從背包拿出最時金色的Macbook，客套話不說，他把一堆有關峰會的公開材料Air Drop給我。「這是我的流動辦公室。」他有好幾個辦公室，2點正一定要走。他點了個咖喱魚飯，邊吃邊和我談峰會來到香港的源起、對香港的意義，和他對香港科研發展的看法。
峰會緣起
香港作為峰會的東道主是個偶然。第一屆人類基因編輯國際峰會在華盛頓舉行，主辦方包括中英美三地頂尖的科學機構﹕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國家醫學院、英國皇家學會和中國科學院。當時宣布，2018年的第二屆峰會在北京舉行。但是，一年前北京突然決定退出，一個說法是北京方面認為在中國舉行的會議，中方一定要做統籌和主持，但是籌委會對此不能讓步。籌委會主席、諾貝爾得獎人David Baltimore透過成員之一的Robin Lavell-Badge找到了徐立之，邀請港科院接棒。後來美國國家醫學院的院長曹文凱（Victor Dzau）有機會見到特首林鄭月娥，得到她的大力支持。徐說，要開規模那麼大的會議，經費倒不是問題，他按程序向創新科技署申請經費贊助，得到撥款，可是場地卻最為頭痛，灣仔會展已經滿了，酒店太貴又不適合。幾經辛苦，終於得到香港大學贊助場地，也符合創新基金要求的經費配對要求。峰會如期舉行，在網站和場刊上刊登的主辦方還是英美的科學院，只是港科院代替了中國科學院，也就是說，中國官方缺席，港科院以地主身分，排名第一。
香港很少基因組編輯的研究、更沒有臨床經驗，但是徐立之說，很高興安排了香港的學者上台發言，中文大學分子生物學的臨牀應用專家盧煜明（Dennis Lo）主持與哈佛醫學院院長George Daley單對單的訪談；港大的分子遺傳學專家謝賞恩（Kathryn Cheah）主持一場討論，兩位都是國際知名的學者。香港學者還有在兩位台上參加專家小組討論：港大的精神類疾病基因專家沈伯松（Sham Pak Chung ）題目為「基因、基因群和基因變異」。香港衛生署的Lott Chan，討論題目為「在基因組編輯方面的政府行動和顧問意見」。
峰會14位籌委之中，有兩人和香港有關：澳洲悉尼兒童醫學研究院副院長、胚胎研究科主任專家譚秉亮（Patrick Tam Ping Leung）。港大生物醫學院的莫慶堯傑出訪問教授；英國國家醫學研究所幹細胞和遺傳發展部的主任Bobin Lavell-Badge，港大生物醫學院訪問研究教授。
基因編輯界的學術明星、CRISPR的發明人之一Jennifer Doudna也跟香港有點淵源，在去年12月才來過接受港大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她是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李嘉誠生物醫學和健康校長講座教授（Li Ka Shing Chancellor’s Chair in Bio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s），教授席得到李嘉誠基金會捐助成立。
徐立之說，他在大會開幕前一天才從媒體知道那個爆炸性的新聞，MIT的《科技評論》（Technological Review）先獨家爆料，題目聳動 ── 「中國科學家們創造的首批CRISPR嬰兒（Chinese scientists are Creating CRISPR Babies）」。幾分鐘後，美聯社跟進，發布獨家專訪，原來美聯社已經花了三個星期採訪CRISPR嬰兒在中國的故事，還進入了風暴主角賀建奎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學的實驗室拍攝視頻。
彈指之間，本來少有公眾注意的學術會議成為了國際大新聞。徐說當時很多籌委會成員還在來港路上，香港的團隊迅速動員起來應變，分工調兵遣將，包括公關、保安和技術的各路人馬。結果三整天的大會，現場秩序井然。特別在第二天，大家猜測賀建奎是否會出現、傳言滿天飛之際，賀按時出場，繞過了在門外苦等的大批記者，直接在台上旁邊步出講台。徐立之說，港大的保安人員處理過很多事件，非常有經驗，而且熟悉現場地形，安排賀的登場退場路線駕輕就熟。
峰會曲終人散，徐立之說，在這研究課題上可能沒有很多香港的事情，但是香港峰會（The Hong Kong Summit）將會進入史冊。今後和三年後在倫敦舉行的第三屆峰會，人們都會不斷提到香港峰會。而峰會的順利舉行，突顯了香港的優勢﹕開放、高效、認真、勤勞、做事一絲不苟。在學術方面，同行評議（peer review）的制度是公認的標準。徐立之說，「香港可以做得更多。」
香港的科研
徐立之做過我的「老闆」，他在2002年9月出任港大校長，來港前在加拿大多倫多兒童醫院從事遺傳學研究，蜚聲國際。他1989年發現導致囊狀纖維症（cystic fibrosis）、一種遺傳性外分泌腺疾病的缺陷基因，公認是過去50年來人類遺傳學上最重大的突破。江湖傳聞，當年港大校委會主席馮國經親自出馬三顧草廬，才請得徐立之回歸出掌港大。2014年卸任後，徐立之不但沒有停下來，反而更從容，更積極地公開發言，成為推動大學科研和中小學課程改革的民間旗手。他一邊開炮批評香港中小學的教育，提倡加強數理教學，另外為香港高等教育的科研發展獻策，建議政府大幅增加科研經費，鼓勵更多跨學科及跨院校的研究。
他說，香港固然要與歐美、中國內地的大學合作，加入優秀的科研項目；但是香港內部也要合作，「港大、中大、科大、理大、城大應該合建研究所，共享資源。研究所有不同的項目，成果為項目主持人和團隊擁有，行政上完全可以處理，主要是心態上打破門戶之見」。他已向政府和大學高層提出這個意見，但實現不易。模式就仿效布羅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就是哈佛和MIT的合作研究所，美籍華裔學者、MIT教授張鋒是布羅德的科學家。
徐立之說，歸根究柢，香港發展科研最大的挑戰是人才培養，政府撥款中小學的所謂STEM教育增加了，但光是配備器材不夠，還需要老師指導。
有人批評香港的大學裏，讀博士和研究型碩士的學生多來自中國內地。徐說，本地的好學生不一定要留在香港，很多在外國「標」（冒頭）出來。不少優秀的港生很早就出去了。他提到1998年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崔琦，早年在香港培正中學及金文泰中學就讀；另有哈佛的數學家丘成桐；還有港人不那麼熟悉的柏克萊物理學家陸錦標，2016年取得有科學家奧斯卡之稱的科學突破獎（Breakthrough Prize）。
徐立之說﹕「科研不能老是期望種瓜得瓜，有時候種瓜會種出個橘子，或者出個蘋果。我們的目標是要建設一個孕育創科的花園，為科研創造一個有挑戰性、培育人的空間。」
附錄：科學家反對人類生殖系細胞基因編輯
劉新星 （北京大學生物學博士、《知識分子》特邀評論員）
2018年11月26日，在香港舉行第二屆人類基因组編輯峰會前夕，南方科技大學教授賀建奎宣稱首次對人體胚胎進行了基因編輯試驗，兩名接受了基因編輯而使得CCR5基因突變的雙胞胎女孩降生，消息引發全球科學界壓倒性的反對。在其後的峰會上，賀建奎發表試驗結果，其數據和操作經過，不但肯定他的研究在科學上有巨大的不足之處和明顯的安全風險，更確認了這種研究有違倫理底線，當前應該禁止對人類生殖系細胞進行基因編輯（germline editing）。
2015年，世界各國學者在華盛頓召開的第一屆人類基因編輯國際峰會上達成共識，發表聲明強調「禁止使用人類生殖系細胞（包括精子、卵和早期胚胎）進行基因修飾和編輯」。反對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對基因瞭解不足，對基因進化的過程以及有多少未知的功能等問題尚存疑問。更重要的是，我們還無法預判：經過編輯產生的基因變異通過生殖系細胞傳入人群之中後，會對人類造成的影響。
基因編輯試驗不是新事，但是只限於對個體進行治療性的「體細胞基因編輯」（somatic editing） 試驗，這種治療的臨床獲益大於潛在的風險，能夠滿足臨床需求。但是當下，我們不允許對生殖系細胞進行基因編輯，並要盡可能的避免風險，防止以基因驅動的技術可能對人類造成不可逆轉的改變。科學界在倫理上也還缺乏共識。
賀建奎事件進一步提出了兩個問題，首先，在科學性不足和充分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避免進行不可逆轉的危險操作；第二，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有限度地接受對生殖系細胞進行基因編輯。
峰會香港召集人、分子遺傳學家徐立之教授對筆者說，要避免做不可逆轉的危險操作，首先應該讓研究者對潛在的危險作充分討論和警醒，在科學共同體的溝通下形成倫理的規範和共識。這次峰會組委會選擇讓賀建奎在會上報告研究資料，也是為了讓問題充分的暴露出來，以引發更深刻的反思、防止類似的惡性事件再次發生。
徐教授也指出，因為技術尚未成熟，我們暫時還不能接受對人類生殖系細胞進行基因編輯。而當我們對基因功能瞭解到足夠深刻時，對於一些無藥可治、危及生命的遺傳病，能否對致病基因進行生殖系細胞的基因編輯，以切斷它們在人群裡的傳播，那時候我們必須拿出充分的證據公開討論，形成科學的共識後，才能以合理的方式開展試驗。他說，毋庸置疑，我們現在離那一天尚遠。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