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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大校委會9年的深刻體會

我參加了校委會後,自知身份敏感,一直都嚴格遵從保密原則,做到滴水不漏,因為我的嫌疑最大,所以自己服務的報社幾乎拿不到校委會絲毫新聞。

今年5月底的周二,是我在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最後一次的會議,重回鈕魯詩樓十樓的會議室舉行。轉瞬之間,九年的會議生涯便劃上句號,令我留下不少難忘回憶。這9年裏,經歷了3位主席(馮國經、梁智鴻、李國章)的領導風格,體會過兩任校長(徐立之、馬斐森)管理大學的作風,轉換過5個會議場地;這9年更讓我看到香港高等教育的重大發展。

9年來恪守保密原則

上文談到,我先加入港大畢業生議會服務,之後有機會獲互選加入校董會。2007年透過校董會的兩個選舉名額,我有幸加入母校的最高決策機構。當時的校務委員會主席是馮國經博士,一位八面玲瓏的公職能手,主持會議很有效率。校委會的會議室位於鈕魯詩樓九樓,外面有一塊銅牌,記錄了歷任主席的在位年份。我念大學的80年代,主席是楊鐵樑法官,前任是羅理基爵士。

記得我首次參加會議的其中一個重要議程,是討論當時醫學院院長的貪污案子,大學一個調查委員會剛發表了一份機密報告,會上有不少激烈的討論。當時負責這個案子的委員,是中信泰富行政總裁及校友范鴻齡,有名的公職王。由於這個事件對港大聲譽有很大的影響,必須謹慎處理。那天會議完畢我返回報社繼續工作,收到某報社的記者來電,希望我以不記名的方式談談當日會議的內情。我表示會議討論內容屬於機密,絕對不能透露,而且大家都是媒體人,有獨家新聞怎麼會讓她先發表?第二天該報繪影繪聲報道了會議的細節,相信是其他委員透露的,校委會的資料和討論外洩,其來有自。我參加了校委會後,自知身份敏感,一直都嚴格遵從保密原則,做到滴水不漏,因為我的嫌疑最大,所以自己服務的報社幾乎拿不到校委會絲毫新聞。

當年校委會的成員來自社會各階層,都是精英人士,包括大法官、大企業主管、醫生、銀行家、律師、會計師,另外包括選舉產生的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和校董會代表,都是以個人名義參加,不少是資深校友。會議每月開一次,很多大忙人一身兼多個公職,由於對港大的運作了解有限,未必能提出太多意見,很容易被個別代表主導了會議的討論,經常要勞煩馮主席提醒,否則會議沒完沒了。

在馮國經博士主政期間,校委會處理過一位教師工會主席因不滿未能在退休後延任,覺得受到不公平對待,透過校內的途徑狀告系主任、院長以至校長;對外則向勞工處、工會、立法會以及媒體投訴,此事如果處理得不好,對港大的聲譽會造成很大的傷害。校委會馬上成立一個專責小組,委任梁智鴻擔任主席,陳兆愷終審法院法官和我是成員。這個三人小組連同法律顧問與秘書運作了近半年,召開過十多次會議,與多位當事人深入面談,特別是讓投訴人可以有機會充分表達意見。最後委員會草擬了幾份厚厚的報告書,維持投訴人未能延任的決定,平息了這個風波。

梁智鴻任內兩大政治風波

不久後梁醫生接任校委會主席,希望大學管理層與校委會的關係有改善的空間。他上任後對於港大如何邁向更好的發展有一個藍圖,包括增加副校長的人數,提高行政效率;加強與10個學院的聯繫,讓所有院長可以旁聽校委會會議,邀請他們輪流向校務委員介紹各學院的最新發展,讓委員對大學的不同領域有更深入的認識。會議也改在鈕魯詩樓十樓較大的會議室舉行。

任內港大另一個風波是2011年的818事件,對母校的傷害極大。當年8月18日港大的100周年慶典由李克強副總理與前港督衛奕信爵士主禮,但校園內到處警察戒備森嚴的情景,令這個原本充滿歡欣的日子帶來不祥之兆。警察涉嫌在校園禁錮港大學生的嚴重指控;中央領導人坐上應該是校監(特首)的座位;城中富豪獲安排坐在賓客的前排等,都令港大備受各方批評。出事後大學方寸大亂,徐立之校長受到嚴厲攻擊,部分校友要求在港大校園舉行公開的問責大會,當夜管理層被校內外人士指控、責備的情境,我還歷歷在目。818事件後不久,梁醫生積極爲大學進行危機管理,在校委會下成立一個818事件獨立調查委員會,邀請我和大學幾位教授、職員與校友參加,希望盡快為母校解困,向社會提交報告。經過半年多的深入調查,委員會還了港大一個公道:818慶典即使有很多不足之處,但絕對沒有學生受到禁錮,也沒有證據顯示校方刻意向中央獻媚。

4年後,2015年6月的會議發生副校長延遲委任風波,令校委會陷入空前的誠信危機,「等埋首副」的說法成為城中熱話。接着的7月會議部分委員沒有讓步,經投票後維持原來的議決,當晚幾十個港大學生與部分校外人士衝入會議室阻礙會議進行;更有委員離開時被示威人士禁錮或刁難,引起社會極大的反響。校委會從此進入多事之秋,會議改到醫學院召開,校方大力加強保安。9月的會議全城關注,由於陳文敏教授最終未能成爲副校長,引發一連串涉密風波,港大甚至要向法庭申請禁制令,防止媒體繼續泄露保密的會議記錄。梁醫生任期年底完結,李國章教授在一片爭議聲中獲特首委任爲新主席,引起極大迴響。2016年初在他首次擔任主席的會議再次受到校內外人士的衝擊,之後要改到會展中心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金鐘辦事處開會,相當狼狽。

後來事件慢慢淡化,會議也重回正軌,委員之間重拾互信,而我的歷史任務也剛好結束,告別這個愈趨政治化的組織。

文灼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