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0年，發生的事數不勝數，我們若要總結這20年的歷史，需要沿着一些線索看透表象，並搞清誰是主要的博弈者。
最重要的博弈者自然是內地與香港，為求去除較次要的枝節，我們可把中央政府和特區中與中央對着幹的勢力視為博弈雙方。在香港和內地以外，美國很可能是另一較隱藏的博弈者。至於分析的線索，最重要的是認清經濟和政治實力的變化；軍事力量本來也可扮演重要角色，但美國沒有理由在港採取軍事行動，中國則根本不用這樣做，香港本身除了駐港解放軍外，並無軍事力量，我們大可把軍事因素略過不表。
美國對港絕對有興趣
表面看來，美國並無直接參與中港博弈，她的角色更似一個並非中立的觀棋者。美國有無幕後參與或甚至資助一方的活動，由來涉及外交問題，所以不會輕易留下把柄；我是外界中人，不會掌握到什麼實證，但我是相信她有積極參與香港事務的。美國在世界多處地方捲入別人的國事已不是什麼秘密，其圍堵中國的意圖也昭然若揭，而香港的高度自由更是令她有資格成為世界重要的情報中心，美國政府怎會不感興趣？
林行止先生多月前引用過台灣清華大學研究生王梅香所寫有關1950至1962年美國出錢介入港台文學的論文，我也找來翻閱過，讀後不能不使人驚覺美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無孔不入。回想我在芝大念書時，每周15個小時在圖書館打工負責整理寄入的刊物，每天都會收到一大疊駐港美國領事館收集的有關內地的各類資料情報，說美國對香港毫無興趣只可能是欺人之談。
但在美國政府眼中，香港的價值只可能跟隨美國的利益及對華政策而變，某些港人若要把美國政府當作是盟友，可能會發現她並不那麼可靠。我20多年前曾指出，美國人喜歡當一哥，不容別的國家超越她。這有如賽車，當後面的車離開前面的距離仍遠時，前面的車不會理會後面的，但當中國這輛車要超越美國車時，後者便會在路上左擋右擋，險象環生。現在正當中國在多個領域中爬頭的時刻，我們不能排除美國在港有鋌而走險、做事露骨的可能。
不過，我們也應記着尼克遜於1994年出版的《和平以外》（Beyond Peace）一書所言︰「今天，中國的經濟力量使美國關於人權的說教顯得鹵莽（imprudent）。10年內，這些說教會顯得不適當（irrelevant）。20年內，它們會變成可笑（laughable）。」觀之於特朗普對華政策的前倨後恭，毫無章法，尼克遜20多年前的預言大有可能成真。若然如此，香港也隨時可變為美國棋局中的棄子。
影響着中港關係及中美關係最大的因素，無疑是中國經濟實力的急速擴展。從1997至今年這20年內，中國的總體實質GDP上升了約5.71倍（若從1978年算起，更是上升了34.46倍）。1997年，按官方滙率計算，香港的GDP是內地的19.65%，而美國的GDP則是內地的9.5倍，當時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還十分明顯，而美國仍可視中國如無物；但今天情況已大為不同，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香港的GDP連中國的2%也不夠，而且中國早已超越了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
此種經濟巨大的增長必會帶來社會中多方面的變化。馬克思主義的「量變到質變」在此可看到實例。中國人民富有了，生活上的自由與方便也大幅提升。有位內地記者告訴我，幾年前她來香港，覺得香港樣樣都方便，但今年重訪，卻覺得內地生活遠比香港方便，這倒並非香港退步了，而是內地人民一部手機便可走遍天下，解決到他們生活中大部分問題，香港的科技已追不上他們了。
從前中國人重視增長多於環保，但近幾年中國已迅速成為太陽能和風力發電的最大利用者，且代替了要退出《巴黎協議》的美國，竟成為環保的國際旗手。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宏圖和亞投行，若在從前，恐怕和應者寡，但現今有興趣參與的已高達60多個國家。
港人收入只上升31%
在科技上，中國似正處於一井噴式階段，新產品使我們感到跟不上時代，從前的模仿已變成創新，國際科技界中早已知道中國實力的雄厚，北京的中關村已在威脅着加州矽谷的霸主地位。在一些國際調查中，中國人對經濟前景的樂觀程度一直維持在世界第一或第二的位置。美國若要制約中國的經濟，已是力不從心了。
香港20年來經濟的表現顯然大有不如，但九七以後，香港仍能保持基本的繁榮，實質總體GDP 20年內增長近88%，失業率低企，外滙儲備豐足，從此等意義上，資本主義香港的一國兩制落實得尚算成功，經濟自由也保持得不錯，在世界的各種排名中，香港的經濟自由與競爭力一直都名列前茅。
不過，香港的經濟理應是可以有更佳表現的。香港位處全球經濟增長動力最強的中國南大門，近水樓台先得月，但從1997至2015年，港人就業收入的中位數，在扣掉通脹後，共只上升31%，20至24歲年輕人的實質收入增幅，更低至9.3%。樓宇供應不足導致樓價大升，無樓之人叫苦連天。
我們可以說，在港也有部分精英捕捉到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如魚得水，但大部分市民恐怕沒有受惠或受惠有限。從另一角度看，這也顯示出香港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愈來愈少，此點對香港的地位有不妙的影響。
中國經濟增長迅速，近年進行艱巨的經濟結構調整，仍能避免到硬着陸；但毋庸諱言，中國人均收入尚未達發達國家行列，中國的最大政治仍是盡可能利用着這數百年難得一見的機遇努力發展經濟，中國社會的穩定性及中央政府所得到的高度認受性，也是建基於經濟不斷有高增長（每年GDP新增的部分，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已超過一個澳洲的GDP），以及人民生活不斷改善。
在外交上，中國最顧忌的應是美國的圍堵，但中國運氣不錯，2001年美國遇上恐襲，小布殊不得不改弦易轍，與中國合作反恐，替中國爭取多七、八年的外交寬鬆環境；2008年金融海嘯，美國自顧不暇，又替中國多爭取了幾年時間；特朗普上台後瘋瘋癲癲，間接提高了中國在世界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在台灣問題上，中國應已一早明白，就算香港的一國兩制落實得如何成功，台灣也不會相信香港的所謂示範作用，本來便並不存在。
從上可知，中央政府要面對的重大問題多如牛毛，根本沒空理會香港這個只懂哭叫的孩子。張德江一再表示，香港的角色只應是一個經濟城市。若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無人踩過涉及中央主權的底線，中央政府並無誘因自尋煩惱，金睛火眼的盯着香港。
在回歸的最初幾年，中央對港的態度幾乎是有求必應，其他省市對港甚至頗為眼紅。中聯辦與駐港解放軍都極其低調。記得曾蔭權仍當財爺時，他代表就業專責小組寫信到解放軍處要求他們幫忙訓練香港的年輕人，使他們更有紀律，增加在職場中的競爭力；但解放軍不願捲入香港事務，所以婉拒了。我的舊同事鄭國漢教授曾獲解放軍邀去講解經濟，但他發現來接他的人員幾乎迷途，可見他們整天留在軍營，不出市區，極為低調也。
年輕人只沉醉政治攻訐
從中央的角度看，此等懷柔政策並不能說成功。沙士期間，中央宣布自由行、CEPA等一系列政策，但換來的卻是每年一度的七一示威。在此情況下，我們大可推斷中央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懷柔，靜觀其變；二是逐步收緊，以免港人不識好歹。
按照中國的傳統文化，別人對你待之以禮，你卻是報之以怨，這便是尼克遜所說的鹵莽了。我猜想中央領導人可能會十分納悶，香港那些熱中於政治的人腦子是如何構造的，為何在自己實力愈來愈弱、愈無討價還價能力之時，反倒是愈搞愈激，甚至公開傳播港獨？
其實，這也並無難解之處，此種行為在寵壞的港孩身上容易見到，但一涉及管治權的大是大非問題，中央不會甘於扮演慈父的角色。香港的極端分子若是踏過中央底線，事實已證明，中央不會和稀泥。在這個時候叫中央採用寬鬆政策，恐怕機會已經錯失了。
本來香港的政治環境是可以不用劍拔弩張，中港雙贏，但這需要條件。七年多前我已指出，雖然香港的GDP相對於內地已愈來愈不重要，但只要港人懂得如何在經濟上對中國作出貢獻，使人感到香港不可或缺，港人在政治上的議價地位可以保持。但可惜不少年輕人沉醉於政治攻訐中，失去對經濟建設的興趣，在北大人眼中，香港的價值只可能一減再減。
不過，香港還算是好運氣的，一帶一路國策橫空出世，港人懂基建，搞過加工區，也熟悉金融，有能力通過對一帶一路作出貢獻而爭取回自己的政治地位。但實際上恐怕只有部分港人能做到此點，那些只喜歡鬥爭的人不可能有興趣去思考一帶一路的策略。
最近兩三年港獨思想冒了出來，這對大多數港人來說，只可能是糟透之事。也許港獨的支持者甚少，短期內成不了氣候，但全球正處於民粹主義思潮泛濫的階段，此等思潮包含排外與反精英的元素，誰敢說對它不了了之，它便會自動消失？中央可向泛民發放回鄉證，但卻要把港獨變成過街老鼠，正反映出她對任何形式的港獨不會容忍。
有人認為港獨只是中央人為地炮製出來的稻草人，替鷹派找尋攻擊的藉口。我不相信此說，但就算此陰謀屬實，與港獨無關的泛民也可輕易化解，只要他們願意與港獨劃清界線，以行動而不是不痛不癢的罵兩句港獨，便沒有人可以把他們當作港獨了。
這本是舉手之勞之事，但我們見不到有此行動，這是很可惜的。這有兩個可能，一是他們沒有政治智慧，二是他們自己也是港獨的同路人或後備軍。中央對他們難感信任，怎會放心讓香港普選特首？
回歸20年已成過去，未來20年又怎樣？我相信更大的巨變還在未來。
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的應用，肯定會把社會弄得翻天覆地，而中國在這些領域上早已乘上快車，是世界的領頭人了。香港若乘不上這輛快車，會否被時代拋棄，變得再無關重要。觀乎人工智能有可能於十年內取代到大半金融業的職位，香港的前途真的存有巨大風險。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