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獎得主王賡武教授：中國應成多元民族國家給予人民安穩未來

受新冠疫情影響，原訂2020年舉行的第4屆唐獎頒獎典禮，遲了一年在周六（11月20日）透過網上舉行，其中，「漢學獎」得主王賡武教授從新加坡大學連線發表主題演講，他表示，中國應成為多元民族的國家，利用與時俱進的「文」和一脈相承的「史」，或許就能兌現承諾，給予人民安穩的未來。

文史相成中國之道身在海外心向炎黃

著名史學家、新加坡國立大學特級教授王賡武教授周六應邀在網上發表主題演講，他梳理了中國近百年發展歷程，認為在西方知識體系衝擊、政治制度更迭下，幾千年來一脈相承的中華文史傳統，在近代仍然扮演着關鍵角色。

91歲的王賡武教授以「文史相成的中國之道」為題的演講，揭開第4屆唐獎頒獎典禮的序幕。

出生於印尼泗水、成長於英屬馬來亞的王賡武教授，是東南亞華人研究先驅。小時候接受中國傳統儒學教育，後來接受英式教育，從進入馬來亞大學攻讀學士課程，到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獨特的學習經歷，讓他得以開放的態度，徜徉於中西文化思想之間，以獨特的「南方視角」，用東南亞華人的視覺理解中國。他研究海外華人與移民的歷史著作，已經成為經典；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和貢獻，啟發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輕學者。

「1947年我17歲之前，我一直都在國外，我只是遠遠地觀望中國……父親教我文言文，儘管他給我挑選的許多文章，都觸及過去中國的許多重大事件，但他沒有當作歷史來教。」王賡武教授的演講，從自身成長經歷出發，指出身在馬來亞霹靂州（Perak）的他，「中國」卻成了生活的重心。

王賡武的父親說，「文」就是中國文化的基石，使所有的紀錄得以保存，歷史得以記載，家族關係得以界定，理想的天下得以建立，但他從未提及當時儒家知識分子重視的「道統」，而深陷危機的中國，卻在拚命自我捍衛。

民國大學課程有趣前路茫茫頓感迷惘

王賡武自言一直很喜歡中國歷史故事，像項羽反抗暴秦、李陵寫信給蘇武，傾訴有家歸不得的感受，只能留在中亞與「匈奴」為伍。他還努力背誦古詩文，儘管不是他日常交談的用語，這些詩文卻傳達了一種深深的自豪和嚮往，讓他覺得「中國」更親切了。

後來，父親送王賡武到英文小學唸書，這使他日後的思維能跳脫傳統的觀點。但是，由於國民革命的不徹底，作為等待歸鄉的海外中國人，王賡武只覺前路茫茫，因為中國文史傳統正受到西方知識體系的挑戰，中國國內也受到政治變遷的影響，他不明白為何一切都如此動盪。

二戰結束，中國屬於「勝利國」，華僑感到欣喜。王賡武也回到中國，進入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就讀，歐洲開始「冷戰」，中國的內戰卻如火如荼。世界經濟漸漸復甦，中國的經濟卻在崩潰邊緣。王賡武驚訝地發現，在大學校園內，「傳統」和「現代」是如何急就章地湊合起來，有教授以傳統思想批判共產黨以馬克思的觀點改造中國。

也有海外華人教授以德國哲學家康德的理論解讀儒家思想，當然也有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必修課，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相提並論的政治意識型態，令王賡武這位「僑生」大開眼界，因為以前在英文學校並不會談政治。「學校課程有趣但令人迷惘」，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對前途同樣迷惘，因為未來不大確定會為怎樣的中國服務。

訪港尋康有為史料驚覺反對共和者眾

因為父親的健康出現問題，王賡武離開中國返回馬來亞，進入新加坡新成立的大學繼續學業，並轉換成「華僑」的身份思考，但他明白儘管他離開了中國，「中國卻永駐我心」。

王賡武很快便成為一個嶄新國家新加坡的一分子，但同時又必須學習在中國境外如何做一個華人。在攻讀史學的過程中，他來到香港找尋孫中山與康有為的史料，發現康有為的南洋支持者希望光緒皇帝「復位」，而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數十年來始終反對共和。這種維持舊體制的強烈訴求，當時令他感到驚訝。

欣賞錢穆史學著作朝代政治變數甚多

在香港，王賡武與新亞書院創辦人、歷史學家錢穆見過面，他欣賞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等著作，錢穆的著作告訴他，現代中國共和體制借鑑法、美、蘇，已接受了新的敍事框架，以取代名教（正名份、定尊卑的綱常倫理）傳統。「錢穆的著作讓我意識到，朝代政治存在很多變數，」他說：「因此我不該毫無批判地全盤接受，任何將中國兩千年歷史敍述為毫無變動（的說法）。」

就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期間，王賡武選擇研究五代時期，因為讀了陳寅恪和傅斯年等的著作，認為研究這個分裂的時代，有助他認識中國近代史，從而理解二十世紀的中國，為恢復統一所作的努力。不過，他很訝異倫敦大學最後頒授他「中世紀史」的學位，因為他沒有研究過「中世紀」的歷史，中國也沒有所謂「中世紀時期」。這事讓他領悟到，學科之間的界線都是人為的，不該讓這些界線限制學者對知識的探求。

唐獎基金會認為王賡武教授在豐富的學識與敏銳的洞察力之下，對中國的世界地位詮釋有新穎重要的貢獻。（灼見名家圖片）

廣泛閱讀啟發良多研究方法不拘一格

王賡武自言沒有學習過歐洲任何國家的歷史，他自己零碎地摸索過歐洲和英國史，多數是出於對文學的喜愛，包括莎士比亞的歷史劇、狄更斯、威爾斯、歐威爾、雨果、左拉、歌德、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莫里哀、王爾德、蕭伯納等人的作品，另外，經濟學、經濟史、社會學、政治學等，也成了歷史學之外的「延伸知識」。

在倫敦，王賡武也閱讀了大量歐洲歷史學家包括漢學家的經典著作，得到許多啟發，從而讓他的中國史研究能夠跨越傳統的敍事框架。他說：「沒有人教我用這種方式進行研究，但許多老師和學者，激勵我去質疑所學……我相信不同的研究方法，影響了我對中國十世紀（五代時期）分裂政治的書寫……近（現）代許多中國史學家是我的典範，陳寅恪就是一個例子，另外還有全漢昇、顧頡剛，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宮崎市定，他們都對西方史學抱持開放的態度。」

中國研究文革關鍵毛澤東找不到出路

王賡武坦言，他過去研究中國和華人的進路，「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關鍵點，為什麼毛澤東呼籲民眾「破四舊」？為什麼年輕人似乎都願意追隨他？他無法接受自己解釋不了文革的現象，於是他去了澳洲國立大學，那裏有大量現代中國的藏書和檔案，從這些資料的研究中，他發現毛澤東主政下的中國，找不到未來的方向，因為當時的中國已抛棄了自己的過去，同時拒絕西方和蘇聯的路線，陷入了「自己製造的泥淖」。

1972年，澳洲和中國建交，王賡武和同事首次訪問新中國，他很訝異毛的追隨者竟利用「批林批孔」運動來批鬥總理周恩來及其他被認為欠缺「革命精神」的黨員，「毛澤東認為只有他才知道共產主義該往哪走，那是毛澤東的農民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最後階段」。

鄧公開放兩事變調六四事件蘇聯解體

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准許國學學者回到崗位，但認為傳統是一種工具，可以視國家的需求改造。「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承諾並沒有維持很久，有兩件事讓熱情變調」：一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二是1991年蘇聯解體，令美國成為冷戰後唯一強權，「用新的國際秩序重新審視中國的角色」。西方開始強調「普世價值」，認為中國也必須接受「普世價值」的檢視。西方許多分析家開始預言，中國很可能不久後成為強大的「勁敵」。

王賡武認為，胡錦濤和江澤民後來都回到了「文」的傳統，「當時對清史的撰寫有強力的支持」，以連結明末和民初的歷史，「這可以說是完成國民政府未竟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