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理解，「真」與「善」是二個不同的知識範疇，西方大哲康德（Immanuel Kant）早指出，科學真理不能指示我們作道德的判斷，社會學家韋伯在他著名的〈科學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講中更指出，科學與理性不能為「意義」問題提供答案。科學與理性只能為我們提供「手段」，而「目的」則是由我們的價值決定的。我為何這樣做，而不那樣做？因為我有一種債值取向，所以價值是最後決定的聲音。
我們理解到科學的性質，也知道了科學的限制，這樣，大學教育，或大學所傳授、探索的知識，就不能抱持「唯科學論」，必須承艇科學不等同於知嫩，科學只是知識的一種、一型。在承認「理智的理性」運作的科學知嫩外，進需承認「實踐的理性」（practical reason）運作的「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或「價值知識」。這裏我引著名哲學家普南 （Hilary Putnam）在《意義與和道德科學》（Meaning and the Moral Sciences）的一段話：
我認為亞里斯多德視倫理學是關乎人之如何活及人之快樂的知識是無比正確的，他視這種知識〔實踐知識〕不同於「理論知識」也是無比正確的。在我看來，如果我們想對我們自己或者對科學有一種清醒與人性的觀點，那麼，一種承認知識之領域是大於「科學」之領域的知識觀就成為一種文化上的必須了。
「唯科學論」的知識觀在今天是站不住腳的。我可以理解也同意貝拉等學者的建議，即我們應該回復古希臘時代的「一個更擴大的知識範典」。
「中國哲學」在中國
今天講「中國哲學」，當然是就世界或全球的學術語境中説的。20世紀之前，我們有儒學、道學、佛學、理學、心學等稱謂，但都不會冠以「中國」二字，之所以説「中國哲學」乃是西學進入中國以後的事，蓋用以別「西方哲學」耳。而「哲學」二字卻是日本用漢字譯 philosophy再傳至中國的。須特別指出者，西方的現代大學的學術或知識譜系的結構已經是「世界化」、「全球化」了。香港中文大學之有文學院、文學院之内設有哲學系，這樣的知識結構與美國的哈佛大學、日本的東京大學、中國的北京大學都是一樣的。
哲學不同於科學。科學之普世性鮮少質疑，故不聞有中國物理學、中國化學者，蓋科學是跨國家跨文化的。哲學在不同地域的發展則可因文化、國族其至個人性而各有其特色。中大哲學系所開設之課程，是以世界哲學為範圍的，其中有中國哲學，但還有更多的其他哲學。這些其他哲學則可説是「哲學在中國」，而不是中國哲學。
民國八年（1919），胡適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問世，無可爭議，它是中國哲學史開山之作。此書是以當時的世界學術眼光看中國哲學，並提出「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史上的位置」的看法。很有意思的是，他説：
我們今日的學術思想，有這二個大源頭。一方面是漢學家傳給我們的古書，一方面是西洋的新舊學說。這二大潮流匯合以後，中國若不能產生一種中國的新哲學，那就真是辜負了這個好機會了。
「什麼是哲學？」
中國哲學，是哲學之一種，因此我們要問「什麼是哲學？」。我認為胡適是把「研究真理」作為哲學之本質與目的的。他所説的「真理」是指科學的真理。胡適心目中的哲學應該是一種「科學的哲學」。胡適是一位真實的理性主義者。科學的理性是他所信仰與推崇的。他把哲學視為是求「真理（科學的真理）」的知識是很自然的。不過，胡適對哲學，特別是對中國哲學的看法決不是中國哲學界的共識。
在這裏，我只舉馮友蘭為例。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馮友蘭已重獲文革前享有的一定程度的學術自由與自主，在1992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哲學史》中，他對哲學的本質有一段很有獨立思維的論述。他説有一派人把哲學看作是「太上科學」，他特別指出，毛澤東就是這一派最突出的代表。馮友蘭是不同意這一派的看法的。他説「真正的哲學不是初級的科學，不是太上科學，也不是科學」。馮友蘭説哲學是「仁學」，也是「人學」，仁是儒家所説的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最高標準。
實則，「什麼是哲學」這個問題是西方哲學家不斷提問的。西方中古以後，哲學與科學的關係有合有分。哲學之終極目的在求「真」與求「善」間有合有離。牟宗三先生以哲學之詞之古義是「愛智慧」。何謂「智慧」？洞見到「最高善」即謂智慧。故哲學亦可直名「最高善論」。他説：哲學一方固是「愛智慧」（「哲學」一詞之原義），一方亦是「愛學問」，「愛一切思辨的理性知識」，「愛學問」就是使「愛智慧」成為一門學問。思辨性的理性知識，如不歧離漫蕩，往而不返，而守住其主要目的，即「愛智慧」之目的，這樣這些思辨性的理性知識始可叫做「實踐的智慧論」（智慧學）。道就是哲學（智慧學）──最高善論之意義。以此，西方古代哲學，有「愛智」、求真之一面，但哲學之終極目的則是求「至善」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