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上世紀曾經收穫一片音樂和電影的黃金時代，在東亞地區獨佔鰲頭。在不少人高呼「香港樂壇已死」之後，回看當初在迎接這個盛世之前的醞釀是如何耐人尋味。不論如何，那個時代將永遠存在，沒人記錄，那只會隨着一代一代人的記憶消失殆盡。周光蓁教授受藝術發展局所託，搜羅上世紀30至50年代的歷史碎片，刻劃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
周教授研究音樂學和音樂史，「做學術研究的，總是想將學院的知識帶到民間」。他本着這樣的宗旨，務求「原汁原味」為讀者和自己還原當初散落的人間的歷史碎片。他指出，編撰過程中不採用第二手資料是有意為之，「我們全部採用1930-1950年的報紙作參考資料，希望通過音樂看香港當時的文化風貌，重寫歷史。」
海上音樂之路 樂人出國跳板
蒐集資料的時候，周教授十分感觸：「以前的邊界很模糊，北上南下，來去自如，直到50年代才慢慢開始形成。」香港文學的初期少不了南來文人的踪影，音樂範疇也有似曾相識的發展。 「當時南來樂人的眼界廣闊，馬師曾在廣州、上海、越南周遊演出，穿梭自如，去越南西貢演出三個月，再去新加坡是多麼平常的事情，他們出國和留在香港的貢獻都十分重要。」
周教授笑言最近喜歡談一帶一路，在撰寫著作時，他也發現了一條海上音樂之路：「當時的演奏家從日本到北平、上海，輾轉到香港，再到馬尼拉演出，當中有人安排音樂家穿州過省，來到香港演出。那時演出的商業元素低，演出者心情好可以隨時加場，票價也不貴。」這樣頻繁的文化交流，是現在也難以想像的。「當時沒有邊界，任由文化以本身的方式發展，到了60-70年代，本土文化才形成。」
隨着抗日戰爭爆發，愈來愈多逃難南下的人，成為香港的過客。「香港當時的特色是大時代的綠洲，是候鳥的棲息地，而在這個停留的過程中，不少人成為了大師。」周教授道。談到這裏，不得不提沈鑒治一家。「沈鑒治的母親在來港後跟古琴大師學藝，自己也成為大師級的人物。你能想像一個畫面，戰爭期間，夜闌人靜之際，仍能聽見沈太太的琴音，這些都是在來到香港後才發生的。」（按：沈鑒治為《信報》前總編輯、資深樂評人兼作家。）
香港自由港之名，遠在30年代已經體現。「1935年，許地山成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蕭紅在香港寫作，宋慶齡來香港籌款，戴愛蓮在半島酒店編舞，更在這裏遇上一位漫畫家，在這裏落地生根⋯⋯在大時代的橫風橫雨中，有很多歷史機遇在這裏誕生。」周教授感慨道。戰後和1949年政權更變後，都出現大批來港的人潮，周教授說：「當時費明儀女士曾經勸人留在香港繼續發展，但當時的人感覺香港是殖民地，他們不甘留在這裏受殖民地的屈辱，紛紛離開。」香港仍是以一個跳板的身份迎接這個大時代的結束，去與留是永恆的抉擇。
港英政府不干預 文藝反百花齊放
現在要欣賞演出，自然可到香港文化中心和大會堂等場所，一般到這裏演出的都是世界級的表演團隊，可曾想過大會堂也曾經以便宜的租金，成為樂團和民眾聚首一堂的地方？1930年代，舊大會堂是不少演出的場地，周教授指出，當時大會堂的租金只是其他劇院的兩三成，受不少民間樂團歡迎。
「舊大會堂是1869年民眾集資而建，30年代在港英政府答允重建大會堂的前提下，才把地以650萬賣給匯豐銀行。之後不久，戰爭就爆發了，重建大會堂的議案一直擱置，直至後來《南華早報》舊事重提的輿論壓力，才督促政府填海，蓋起現在我們出入的香港大會堂。」
「現在的局限在於殖民和政治，我們嘗試撇開這些目光看看當時的面貌。」周教授道。有見及此，他向藝術發展局前局長陳達文請教，陳達文指出，政府奉行的是積極不干預政策。「在英國政府眼中，文化等於娛樂，娛樂是可有可無的，所以他們沒有一些積極幫助的政策，更沒有從上而下的控制，全部都是藝團都是民間自發，反而使得民間百花齊放，當中不存在殖民問題。」
政府雖沒有政策支持文化活動，但官員會踴躍參與這些活動。「港督成立香港室樂社，每年會辦幾場音樂會，直至打仗才停歇下來。淪陷前，署理港督還會跟民眾一起聽粵劇。」現在有藝術發展局，各類文化藝術事業都形成一定體系，周教授則指：「現在條件好了，藝術反而單一了。隨着政府的加入，現在很多東西已被定性，有一定規格，模式跟以前不同了。當涉及公帑運用，就要跟政府的規矩。」
十個口述故事 立體講音樂史
周教授採用口述歷史的形式，邀請十位跨越兩代、分別代表不同音樂文化的香港音樂人，通過他們的經歷，說出往日那些史冊不能盡錄的時光。「這次十位受訪者都十分難得。其中更有一位俄羅斯女士，貢獻許多首次曝光的照片。她父親是日治時期為日本軍官演奏的樂手，當時的薪水是錢和白米。」周教授非常慶幸自己得到這些重要資料。戰時生活並不如教科書上描繪的這般慘淡，民眾還是有苦中作樂的精神。其實那時候的音樂也很多元化，可說是無處不在；周教授提到的集中營音樂，更是羅乃新、黃懿倫等幾位受訪者的音樂啟蒙。 「他們的老師在赤柱坐了5年集中營，在這裏學會教小朋友的一套，這麼多小孩子之中，沒想到就成就了兩位音樂大師。」周教授接觸許多受訪者，對於他們的故事已經非常熟悉，碰到這些意外收穫，他說：「原來是這樣的！這就是前世今生的由來了。」
感慨費明儀嚴謹 受委託重任在肩
周教授與這本著作最早的緣份來自藝術發展局音樂組已故組長費明儀女士，她有感這段歷史隨着前輩們過身已經逐漸殘缺不全：「早期歷史零碎，不斷有前輩離世，要把握時間拯救這段歷史。」周教授獲委以重任，更是誠惶誠恐，務求力臻完美；學術研究的習慣讓他首先列出香港音樂歷史的發展脈絡，他道：「大事紀部分是唯一讓費女士看過的部分，上面有還有她的親筆批改，十分嚴謹。那次見面在醫院，我完全沒有最後一次見面的意識。」周教授每每翻閱作品，費女士的話都響徹心間： 「這些歷史是不可以沒有的。」
周光蓁簡介
音樂歷史學家、資深樂評人，香港大學歷史系音樂史博士。早年畢業於美國夏威夷大學研究院，主修音樂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先後擔任《南華早報》、《亞洲周刊》、Musical America音樂專欄作家、HiFi Review主筆，和香港電台古典音樂樂評和主持人。曾任職香港大學香港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和教授音樂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等。作品散見於香港、北京、新加坡、美國等各大音樂傳媒雜誌、報刊。
現職為《南華早報》資深作家、《亞洲周刊》音樂評論專欄作家，以及香港電台節目顧問、香港書展文化顧問小組成員、香港藝術發展局音樂審批員等。著有《中央樂團史 1956-1996》（2009）、《鳳凰詠──中央樂團 1956-1996》（2013）、《一位指揮家的誕生──閻惠昌傳》（2013）、《香港管弦樂團四十周年誌慶特刊》（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