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關迺忠功過，尚待商榷
論關迺忠功過，作者先引用一則關氏的言論：「香港音樂和文化的傳統，就是五光十色，不拘一格，既可吸收中國悠久的文化，也可借鑒世界，因着自由的氣氛，才造成香港音樂蓬勃發展與香港中樂團的成就。」（155頁）。繼而以「外界回應」來質疑關氏的觀點，指關氏將自身置於中國人之外，置於傳統之外，只是吸收和借鑒傳統，站在中國以外的立場對待中樂，不從文化的意義上去發展中樂團。說法大可商榷。作者在註釋中引用了自己在《信報》發表的一篇文章，指為「外界回應」，這種註釋已有體例不純之嫌（尚有引用一些耳目口傳，未經公開發表的言論和資料，都容易牴觸論文的體例）；對關氏的質疑是否中肯也有討論之餘地。作者所謂「從文化的意義上去發展中樂團」，意思含糊，也欠解釋。須知文化與時並進，推陳出新才見文化的活力，世界上沒有一種固守的文化能活出生命。如何在守成與創新之間劃出界線也是大學問。既然作者對近年閰惠昌治下的「港中」以趨時的態度發展樂團不置一否，為什麼對關迺忠的「吸收」、「借鑒」世界，反應會如此激烈？文化部英若誠對關氏治下的「港中」以國外樂團身份而取得好成績表示肯定，平情而論，不應視為官場客套語。港澳辦主任姬鵬飛也認為香港這個摩登社會能出一隊優秀的中樂團，是意想不到的。說法也非浮滑虛妄，可惜作者的結論是：「姬氏對香港並無全面而真實的了解。」
評論石信之、陳燮陽的荒政，作者能具體指出石、陳兩位西洋管弦樂團指揮不熟悉民樂淵源，駕馭不了中樂隊的專業樂師，以致釀出樂團的種種風波，均是有理有據，立論諍諍。反觀對夏飛雲借病請辭的背後原因，作者只以「因人、因事等原因………，沒有發揮其音樂才華」含混其詞，未有把筆鋒指樂壇背後興風作浪的敗德惡行，委實耐人尋味。夏飛雲被譽為民樂指揮專家中的專家，嫻熟民樂腔律韻情，最終受制於什麼「人」，什麼「事」而心灰意冷，解甲歸田，歷史真相肯定是讀者有興趣追尋的。
崇閰政蹟，避談交響化陰魂
至於談論現任總監閰惠昌一節，首段起句為「1997年6月，正值指揮事業高峰期的指揮家閰…………就任香港中樂團總監一職」。如此厚譽是否中肯，見仁見智。固然，閰氏在履職「港中」之前曾任北京中央民族樂團指揮八年，又客席於台灣高雄市實驗國樂團，指揮經驗無可置疑，可惜期間位居人下，局限制肘，猶明珠溺於滄海，未見光芒，難言事業高峰。客觀而言，閰氏指揮事業的真正高峰期應該稍向後推，在出任「港中」音樂總監之後，其才華與個人風格方頭角崢嶸，綻放輝煌。把未央視為日正，時間上未算恰當。至於「港中」在閰總監治下逐步發展為7、80人的大型樂隊，如何與作者所推崇的線形思維，重視音腔的民族風格互相配合而得以發揚，作者卻未及闡明。有關公司化對「港中」帶來的根本性變化和影響，作者只輕帶過，著墨不多。
以春秋史筆，揭音樂節之毒瘡
下篇論香港校際音樂節一章，資料豐富，敍述清晰。由協會誕生、歷年的興革，以至歷屆選曲、參賽隊目與編制、引入專業評判等等，有關資料兼收並蓄，音樂節茁壯成長的可喜現象早已不言而喻，色彩紛陳。此外也點提了若干具代表性的本地和出訪外國的音樂活動，進一步確認音樂節蓬勃發展的步伐在不斷向前邁進。音樂節得以迅速發展的原因，1998年1月教署成立優質教育基金，促成不少中、小學發展中樂隊，實際上起了一個推波助瀾的動力，作者在分析時似乎忽略了這個重要的因素。這一篇章中，筆者最為欣賞的，是作者敢於揭露音樂節的黑幕，內地評判與本地音樂節委員互通款曲，黑箱作業，操控賽果，令音樂節的聲譽蒙受極大損害。至於在制度上出現的弊病，例如音樂節委員參與甄選音樂家出任評判，同時也任參賽樂隊指揮，出現利益上的衝突，而管理階層竟視若無睹，腐敗風氣延禍至今，未克稍止。作者在《史稿》一書只暴露現象，對背後的不健全制度卻未予詬詈。
第四章論香港學校體制內外的中國音樂教育，猶如一筆編排工整的流水賬，資料只從各小節的註腳中已經看到作者在搜集材料的工作上，付上了如何巨大的心力。當然，在比較大專學府在中國音樂教育的貢獻上，著墨最多的是中文大學、浸會大學、演藝學院這三所設有較全面的中國音樂課程的專上學院，亦是適當的。
校對粗疏，美中不足
在編輯校對上，此書出現不少植字上的錯誤，估計是因為電腦在繁簡體互換的不銜接所致。顯著的例子有：「占」領、「其」間、「論」（淪）為、師「范」、「干」（幹）部、名列前「矛」（茅）、返「迴」（回）、稱「贊」（讚）、「籍」（藉）著、精「致」（緻）、陽關三「迭」（疊）、「游」（遊）戲、洶「涌」（湧）、「復」（複）雜、「鐘」（鍾）愛、急「遽」（劇）變化、報「導」（道）等等，不一而足。
校對失誤是一般書刊常見的現象，不宜深責；但是史書對錯別字的精準卻有較嚴格的要求，尤其是在時、地、人以及有關的專用名詞上，都應該盡力確保在紀錄和書寫上不出錯，才能把歷史材料紀錄無誤。此書在校對上的毛病比較普遍，隨手翻看，例子有：頁299《唐音癸籤》不宜以簡體字《唐音癸「簽」》代之；《冥音錄》記有箏曲《晉城仙》誤作「晉域曲」、《迎君樂》漏寫一字成《君樂》；五聲中的「徵」音不能用簡體「征」代之（「征」更有誤導錯音之嫌）；香港電台誤為香港電「谷」；紀大維與紀戴維因為校對之誤變成兩個人；霍世潔誤為霍士潔。類似的校對失誤，亦屢見不鮮。
品題名師作家，取捨兩難
第五章屢列香港中樂演奏家，這本身就是一份苦差。幾乎可以肯定地說，由任何人選列名單，總會掛萬漏一，或者在介紹時出現輕重失衡的現象，這方面可以留待讀者去評論；名單中誰是浪得，誰是用親，誰遭遺忘，誰受誇譽，相信在中樂界不同群組的審視標準下都有不同的呼聲，難有共識。
一如第六章論香港中樂創作僅列舉了九位「有代表性」的本土作曲家（卻未有深入評論其作品的時代意義和影響力）：張永壽、李超源、東初、葉純之、羅炳良、曾葉發、陳永華、陳明志、陳慶恩，其餘的作曲家如陳錦標、盧厚敏、伍卓賢、許翔威等人僅陪末席，相信也同樣會出現爭議。第二節舉列移居香港的作曲家雖然專題舉列了多達15位重量級的作曲家，遺珠名單中也不乏份量十足的音樂作品。「以偏概全」、「重名氣多於素質」的劣評或會此起彼下，爭辯不休。
期待如椽史筆，續寫新篇
《史稿》成書於2006年6月，距今已歷14載。香港中樂發展邁向新世紀第三個年代，湧現壯濶的波瀾，新形式的表演藝術層出不窮，港內港外的中樂新作品妍疵並舉，清俗紛陳。新生樂社與資深樂團的相互爭妍競秀，綻放出萬千花火。無論在樂曲、樂團編制、表演形式、舞台調度、域外交流、宣傳推廣，逐風趨時等等構想上，所引起的爭論比上世紀尤為激烈。期盼作者運用其撰寫《國樂思想批判》的董狐直筆，在《史稿》之後繼續為香港中樂把脈調經，正本清源，為香港中樂史論奠下史材、史實、史識、史觀兼備的史論圭臬。
吳贛伯《二十世紀香港中樂史稿》管評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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