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研究最難、最有爭議的議題，莫過於「文革起源」。中蘇關係，往往只被當作背景看待，而忽視其是文革起源最重要的因素。
五一六通知發出的重大信號
「反蘇」——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是一大罪名。可是在1966年文革爆發時已是一個響徹雲霄的革命口號，只是改了一個字，叫「反修」，即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所謂「五一六通知」，作為文革的綱領性文件，首要任務是宣告「誰是我們的敵人？」毛澤東（1893-1976）親自在通知中加了一段話：
必須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這段話殺氣騰騰。通常被解讀為：打倒劉少奇之心，呼之欲出。但是被忽視的是毛點了赫魯曉夫（1894-1971）的名（原稿未點名），且列入反革命修正主義人物，而赫氏是蘇共赫赫有名的領袖（雖然1964年已下台，他的路線還在繼續）。顯示文革是兩年前「九評」向蘇修宣戰的繼續。槍口指向變修的蘇共，而國內走資派只是蘇修的派生物。因此，文革伊始，就在全國抓大大小小的赫魯曉夫，「赫禿」和「帝修反」無處不被妖魔化，這是國人皆有的記憶。蘇聯，從老大哥變成頭號敵人，中蘇已經勢不兩立——這是五一六通知發出的重大信號。
毛和國際共運的淵源與分歧
什麼是修正主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馬克思恩格斯1848年發表《共產黨宣言》算起，至1991年蘇聯瓦解而告終的143年中，最大的曲折就是在「第二國際」時期，出現修正馬克思暴力革命的思潮。包括恩格斯在內，認為工人階級可以透過議會道路掌握政權實現社會主義。因為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已是議會第一大黨，工人不僅有選舉權，而且可以買股票。後來列寧用暴力在俄國奪取政權後，就大力攻擊修正主義是背叛革命。信奉槍桿子出政權的毛澤東自然就成為列寧的信徒（毛最喜愛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二戰後，蘇共逐步回歸修正主義，批判暴力路線時，就和毛發生矛盾和衝突。
國際共運源於歐美資本主義發展而產生的工人運動，視共產黨為「工人階級先鋒隊」，而對農民極為貶斥。因此1905年孫中山到布魯塞爾申請「興中會」加入第二國際時，遭到拒絕，理由是中國小農國家太落後，不具備社會革命的條件。1919年列寧大力向東方輸出革命時，中共才得以出土，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接受指示、不斷的資助和派員指導。但中共在共產國際～莫斯科權力中心，尤其在斯大林（1878-1953）心目中，一直存在隔閡，他認為中共最大弱點是農民黨，而不是工人黨（1956年八大統計黨員69%是農民，工人只佔14%）。說毛澤東是一個「人造奶油式」的共產主義者，以致毛1949年初到莫斯科時，被稱「先生」而不是同志。毛也長期感到莫斯科的不信任，斯大林看不起他。
因此，毛在取得黨內領袖地位的過程中，一直伴隨着和「國際派」即親蘇派的鬥爭。共產國際信任的是王明、博古、張聞天這些留俄的革命者，輪不到毛這個「山大王」。雖然毛1949年打敗蔣介石（1887-1975）去莫斯科朝聖，斯大林慰勉他「勝利者不受譴責」。但中蘇兩黨之間這種本質的分歧不僅未消失，而且，在毛成為東方霸主之後，演成勢不兩立的對抗。當時的背景是，二戰之後，國際共產運動在歐洲，意大利、法國、南斯拉夫等國發生傾向多中心、獨立自主的變化，尤其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受過德國納粹的踐踏，反戰思想很流行。而毛對此是無感的，因為二戰中中共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得利坐大。
戰後和平演變，中蘇走向勢不兩立
毛和蘇共積惡到文革如此敵對的地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妨就二戰之後中蘇關係的幾件大事來看其演變歷程。
1945——「不准革命」事件
1945年8月9日，蘇軍應雅爾達會議之約，百萬大軍進入中國東北。毛聞訊大喜，8月20日即派遣9團兵力入東北配合作戰，命令華中華北各城市，包括上海舉行武裝起義，企圖一舉奪取半壁江山。不料當日收到斯大林密電，指示不能打內戰，否則，內戰再起，「中華民族有滅亡的危險」。要求中共與蔣介石妥協。8月22日，斯大林又電示毛去重慶和蔣介石談判。接受蔣領導下的統一，全國一個政府、一個軍隊。告知毛赴重慶的安全，由美蘇負責。稱美國亦承諾不支持蔣介石打內戰。
由美蘇兩大國出面，何等的面子與權威。重慶談判於焉成局。毛蔣談了42天，簽了雙十協定，又有馬歇爾調停，折衝往返，但內戰終於1946年6月全面開打。中國一次開啟憲政民主的良機頓失——但史家對此會談的認知只限於兩黨之爭，沒有看到隱含共產運動萌發的歷史性轉折！斯大林要中共走「法國道路」即放下武器和國民黨組聯合政府，正是對非暴力路線的認同。而毛一直期待的是，日本投降，是中共革命奪取政權的大好機會。共軍已從2萬人發展到90萬，地盤已有1億人口，卻要去做蔣介石政府的官，他內心一百個不情願。
毛在大勢之下不得不曲於應付。事過多年，毛終於在斯大林死後政治局會議上發洩出來，說斯大林要他與蔣介石合作，是他「整了我們四次」（亦說斯大林對中國革命有四次錯誤指示）中最重的一次，在大好形勢下「不准革命」。其實，斯大林當時不准毛發動內戰打倒蔣介石——這件事不單是雅爾達戰後和平策略的一部分，也是斯大林經過蘇德戰爭的慘痛犧牲，對戰爭、暴力革命有所感悟的表示。以毛反修之論，無異於斯大林已經用反對中國革命的行動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毛懷恨不已地說，他一定要為此寫一篇文章，一萬年以後發表。
1949——「劃江而治」的宿怨
事態還有下文。國共內戰正酣之際，斯大林提出以長江為界和平停戰。此事由高級翻譯師哲回憶錄道出（學者沈志華公開證實），毛在指斯大林的四次錯誤時，已列為第四次。後來又有周恩來（1898-1976）、楊尚昆等證實米高揚（1895-1978）來西柏坡傳達過斯大林此旨意。而在共軍渡江前，國民政府曾照會美蘇英法促成國共停戰和談。斯大林電毛，有蘇聯「過去和現在都主張國共停戰」之句。最不爭的事實是，國府撤退廣州時，西方各國大使均未跟進，唯獨蘇聯大使羅申隨着撤去廣州。因此，毛對斯大林要中共「搞南北朝」耿耿於懷，並非無據。
可是，學者們在這樣「革命半途而止」的重大分歧上只是一筆帶過。斯大林這樣的共黨領袖能夠在國共爭鬥中不全力支持中共嗎？（確有大量繳獲日軍武器交予共軍）。不准革命在先、劃江而治隨後，卻是高層戰略的事實。而且有下列佐證，斯大林的中國政策發生了變化：
其一，戰後1945年夏，斯大林兩次對赫爾利（1883-1963，參與重慶會談的美國特使）稱讚蔣介石是「無私的愛國者」，說抗日中，蘇聯從不幫助中共。斯大林*認為中國戰後只能統一在蔣的領導下，而對毛存有疑心：這很可能與他派去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孫平）的情報有關，可以和斯大林直接聯絡的孫平報告了不少毛的內幕，如私通日本佔領軍司令部等（見《延安日記》）。
其二、1947年11月毛電告斯大林，中共勝利後要學蘇聯實行一黨制。被斯大林駁回，要求中共與在野黨合作，組聯合政府。（見米高揚報告）
其三、斯大林在1952年蘇共19大演說中，呼籲高舉和平反戰旗幟，結尾竟是高呼「打倒戰爭販子！」他1949年擔心中共渡江，引發美國出兵，釀成世界大戰，也是懷有對戰爭的憂慮。1953年3月，斯大林猝死，蘇共政治局立即對韓戰叫停，聲稱這是強加給蘇聯的戰爭。而毛的戰略是要和美國「打到底」。
其四，斯大林在1945年8月15日和國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完全沒有知會中共，且向蔣經國面示全力支持蔣介石統一中國（1949年12月毛赴蘇會晤斯大林，曾為此條約問題，弄得雙方頗為不快）。
總之，毛和蘇共的結怨，早在斯大林時代已經開始。實質上反映國際共運兩條路線（暴力革命、修正主義），在世界和平民主新潮流下的分化。
1956——蘇共20大
這次劃時代的會議，是蘇共擺脫正統革命意識形態，走向人道社會主義的開端。赫魯曉夫不僅揭露斯大林個人崇拜造成的惡果，還提出一系列新的政治論述，猶如共產陣營投下超級震撼彈。直接衝擊陶醉在暴力萬能戰爭至上的毛集團，中南海巨頭一連幾天密商對策。9月中共八大，接受20大的部分影響，成為中共迄今獨一無二的開放的黨大會。有68人大會發言，56個外國黨出席，不提毛思想，不掛毛像，劉少奇（1898-1969）政治報告宣布暴風雨式的階級鬥爭結束。
但是，從波匈事件開始，57年反右，58年大躍進——毛已在另寫「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9年廬山會議打倒彭德懷「反黨集團」，已將「裏通外國」「斯大林晚年」列為罪狀，只是處在中蘇合作期，兩黨分歧沒有公開化。從後來撕破臉的自白中，完全顯示中共全盤否定蘇共20大路線，為斯大林主義招魂，並承認20大是兩黨分裂之始。同時發生的1959-1961大饑荒則使中蘇分歧漸行漸遠（蘇共1958年警告中共，公社化將導致大饑荒），毛一意孤行而胡作非為導致中國陷入巨大災難，又拒絕蘇聯救災，升級中蘇矛盾，炮打金門干擾美蘇關係緩和⋯⋯種種倒行逆施，迫使蘇共在1960年全部撤退1390名專家與核武技術援助，分裂已不可挽回。
1963——九評蘇聯修正主義
奉毛指示鄧小平主持制定批判蘇修的九篇文章，洋洋灑灑，下筆萬言，將蘇共自20大以來的內政外交，包括「三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全民黨、全民國家的路線，從理論到實際，從黨內到社會，上綱上線，批倒批臭。指資本主義已在蘇聯復辟，蘇聯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只有中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其實，九評貶斥的問題，不僅是時代潮流所趨（例如裁減核武問題，被指為美蘇主宰世界），也深得各國支持。
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中共竊喜反修勝利。派周恩來出席十月革命節，發現蘇共政治路線並未改變，而且遭到國防部長酒會策反事件（馬利諾夫斯基要中共也搞掉毛）。更加深毛對蘇共的無比憤恨。
文革研究中比較重視中共的權力鬥爭，而低估意識形態方面。殊不知在國際共運中，要爭奪老大地位，必先在意識形態上佔領馬列正統上風，毛在延安整風中正是這樣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優勢打垮親蘇派而自立為王。「九評」處處引經據典，得意忘形。結果成為國際笑柄。倒是在中國土地上可以煽起一股極左之風。因為1956～1966的中國，處於封閉高壓狀態。「九評」完全扭曲蘇聯自由化的真相，鼓吹反官僚特權，以蒙蔽青少年，掩蓋中共更大的專制罪行。尤其是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之後，毛透過周恩來、林彪（1907-1971）強制推行學雷鋒、學毛著、個人崇拜，開展「四清」反和平演變，極大地強化了他的獨裁統治。「九評」於是成為發動文革的理論準備。在獲得林彪、周恩來的可靠支持後，毛決心將對蘇修的深仇大恨化為一場國內的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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