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辭世！他將是永遠活在人們心中的一位學術巨人。
饒公先後在中山大學（1939-41）、香港大學（1953-68）、新加坡國立大學（1968-73）、香港中文大學（1973-78）任職，也曾經獲得過無數大學的榮譽博士。這些，都不重要，人們記得的是，他的學問、他的治學精神、他的待人處事。
第一次見到饒公，是2003年。經單周堯教授介紹，在跑馬地一家饒公常去的酒樓見面，談的就是饒公準備把他數十年累計的藏書，贈予香港大學，回饋社會。大學覺得這也是延續饒公學術精神的一件大事，經過李焯芬教授的運籌，於是成立了饒宗頤學術館，法文Jao Tsung-I Petite Ecole，是饒公自己選的，意思是「饒宗頤小書院」，完全反映了饒公謙遜敦厚的情操，也反映了饒公在學術生活中與法國的淵源。
桂冠學人 當代無兩
常常覺得，一位學者，最重要的是學問。學問，不是可以用論文來丈量的；學問，也不是需要任何權威來鑑定的；學問，是通過研究，精確的研究，找出前人沒發現的東西，提出前人沒有過的分析和闡釋，從而讓人類對世界的認識，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和深度。
饒公就是這樣的一位巨擘。饒宗頤是香港大學第一位「桂冠學人」（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位）。在頒任儀式上，筆者承擔了撰寫和宣讀頌詞的任務，接受下來才覺得真是不自量力；但卻因此有機會翻查了許多有關饒公生平的資料。
在頒任儀式上，許嘉璐教授稱這是港大「修了一件巨大的功德」。許嘉璐說，現在是一個「不出大師、出不了大師的年代」。言下之意是，像饒宗頤這樣的巨匠，在現代已經非常難得。在驚嘆饒公的驚人成就，難免想到，現代的教育制度，出不了饒公這樣的巨擘。
由於要撰寫饒公的頌詞，參看了歷年饒公獲授榮銜時的頌辭，饒公被稱為歷史學家、考古學家、銘文學家、甲骨學家、金石學家、目錄學……也稱讚饒公在語言、楚辭、佛學、文化比較、民俗研究、比較音樂學等等方面的突出貢獻，每一項饒公都當之無愧，但又沒有一項足以概括表達饒公的成就。
有一篇頌詞說：「任何一位學者，窮其終生，能夠在其中一項成為專家，就已經很了不起；饒公卻在每一項都成為佼佼者。」（大意）難怪許嘉璐說：「學人或博或專，而如饒先生如此既博廣而又專深，於所涉足的每一方面都有巨大貢獻者，當代尚無第二人。」
饒公於1917年在潮州出生。父親饒鍔是儒商，所建的私人圖書館，饒公自小便沉迷在這7萬冊圖書之中，這對他後來的學術成就影響至大。他不只是博覽，而且融會貫通，因此後來碰到任何文物資料，他都能馬上聯繫到古代的其他記載和文化，得出他獨有的考證。饒公不像一般人的臨時引經據典，拼湊考證，而是把古代的東西，放在古代的背景和脈絡，因此能夠看出文物的內涵。
饒公也可以說是繼承而且發揚了中國的「總體思維」：對於事物採取總體性的全面的觀察，然後才是細緻的謹慎考證。
格物致知 鍥而不捨
饒公能夠在許多學問領域成為優越的專家，並非他有意成為專家，而是他對事物好奇心的驅使，以他深厚的文化根柢，很快、很準確便能掌握線索，然後毫不疲倦地探索到底，因此能人所不能。這也許就是《大學》裏面「格物」的最高境界。
敦煌學，可以說是饒公創立的。1962年，饒公在港大任教期間，開始探索敦煌，可惜大部分有價值的敦煌遺產已經流落國外，饒公毫不猶豫地遠渡重洋，先後到南韓、日本、英國、法國，日夜遍閱文件和文物，以他獨有的文化根柢，從歷史、文學、宗教、美術種種方面研究敦煌這塊特殊的文化瑰寶。敦煌學，其實是綜合了許多「學」，無以名之而已。
法國法蘭西學院2012年頒予饒公外籍院士獎章的頌詞中，就認為是由饒公開始，才讓西方學者知道如何研究中國文化。可以說，是饒公對中華文化的深刻認識，改造了西方「漢學」的觀念和方法論。饒公為了研究中國文化的淵源，學了梵文；又乘在歐洲之便，研究了古巴比倫的史詩。
饒公的學術成就，說明若是認真地實現中國傳統文化學問功夫，是完全能夠與西方學問貫通的，卻又不必屈服於純粹的西方哲學與方法。
饒公也是書法家、畫家、古琴家。對饒公來說，學問不限於硬性的知識與技能，「藝」也是學問的重要部分。學問，寓於人；沒有超脫的人，就沒有超脫的學問。學問，也不是許多專業的合成，而是一個總體概念。
專心致志 學術無疆
饒公對於宗教也很有研究，貫通儒、道、釋。雖然他組織上沒有皈依任何宗教，但是他整個人，卻彷彿是許多宗教教義的化身。他從不計較地位、名譽和報酬，因此從事學術研究，專心致志，心無旁騖；可以說，他的學術生涯，效率比人家高得多。他從不介入哲學立場或是學術觀點的爭論，因為他從來沒有在學術上競爭的慾望，更沒有要戰勝別人的需要，因此他真箇是「心無罣礙」，待人接物是真正的溫柔敦厚。
饒宗頤的研究與為人，自然讓人想起他所受的教育。據熟悉饒公的人說，饒公進過學校（估計是小學高年級插班），但是興趣不大；念到初中就沒有念了。結果還是回到他父親的藏書館，潛心研究古籍。有頌詞稱讚他只念到初中就能有此成就；也許應該倒過來說：幸虧他沒有在常規的學校中完成教育，不然頂多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成就不了今天的大學問。
現在的教育制度，只會把人趕進狹窄的專業，只會獎賞單有正規學業成績的青少年，好奇心很早就被磨滅掉，創新的思維難以立足……很多具有天賦的青少年，很快就馴服於制度，不馴服的就難以前進。
教育制度要改革，不在於課程、師資、學校等各個方面孤立的改變，而在於把整個教育制度的意識，從工業社會的篩選、分工，轉化為解放人、釋放潛能的機制，讓每個青少年都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潛能，有條件為自己爭取做好的機會。社會也許不會更加公平些，但是學校負責製造不公平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學術的發展，需要寬鬆的環境，給真正的學者予心無罣礙的環境和條件。若是學術人員必須為名位而折腰，又或者要為善變的政治氣候而委身，如何成就得了饒宗頤式的大學問家？
余生也晚，前輩說，像饒宗頤這樣的「文藝復興」式的人物，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其實還有不少，但是戰亂於始、文革隨後，幾乎無一幸存。饒公因日佔滯留香港，反而得以日後發揮其潛能與魅力。香港也是饒公得以心無罣礙的福土。
筆者按：本文部分內容根據本欄2014年2有14日〈饒宗頤的啟示〉一文改寫或節錄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