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地著名作家劉震雲擅長敍述現實背景下小人物的故事，被譽為當代中國文學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與導演馮小剛有長久的合作關係。今年香港書展，他來到香港，與聽眾分享電影《一九四二》和《我不是潘金蓮》背後的故事，上篇談到1942年的河南大饑荒，下篇談他的選擇、一個作家的幽默感和任務：
用幽默態度面對嚴酷事實
我寫《溫故一九四二》最主要的原因，是要寫河南人在面對生死的時候，是怎樣的態度。如果你是美國或歐洲國家的納稅人，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民眾一個個餓死，政府卻沒有做好賑災的義務？但是河南人不這麼想──在逃荒的路上，老張快餓死了，老李是老張的好朋友，可老李三天前死了，老張想，我比老李多活了三天，值了！當一個民族能以這樣幽默的態度來對待自己生死的時候，就證明這個民族面臨的災難太多了，一旦他用嚴肅的態度對待嚴酷的事實，這個事實會變成一塊鐵，如同用雞蛋往鐵塊上撞，是注定要破碎的，但是若用幽默的態度對待嚴酷的事實，幽默就變成了大愛，嚴酷的事實就變成了冰，掉到大海裏就融化了。但這還不是我寫《溫故一九四二》最重要的原因是，1943年的時候，因為太平洋戰爭，日本軍隊很快就把河南佔領了，日軍一共只有4萬人，當時中國軍隊在河南境內和邊界一共是40萬人，但日軍只一個月便把河南佔領了。
餓死還是當漢奸 最痛苦抉擇
佔領河南後，日軍開始給河南百姓發放糧食，但是糧食不能白吃，吃了糧食，便要幫助日本人消滅中國軍隊，要去「支前」，要去抬擔架。這時候，擺在災民面前的是一道選擇題：是餓死當個中國鬼，還是吃了日本人的糧食當漢奸？這一擺在面前的選擇，相比整個民族的災難，有時候更教人痛苦。
《溫故一九四二》出法文版的時候，在法國巴黎的一家書店，有位女士站起來，說法國的沙特（Jean-Paul Sartre）也寫過一個類似的作品，叫《德軍佔領下的巴黎》，說納粹德軍佔領巴黎後，社會秩序特別好，因為實施宵禁，流氓小偷夜裏都不敢到塞納河畔蹓躂，否則德軍一槍就把他給斃了！在公交車上，一位法國女士上了車，一名德軍士兵馬上站起來向她敬禮並說：「女士，您請坐。」沙特說，那位法國女士對敵人讓給她的座位，到底是坐還是不坐，對她來說，比法國丟了巴黎，更加掙扎和痛苦。
大作家住過的 就是最佳旅館？
在巴黎，我還住還過一間特別破舊的小旅館。我問出版社，我犯了什麼錯誤，要從好旅館搬到這麼差的小旅館？出版社的人說，沙特、卡繆、海明威都住過這家旅館，沙特跟西蒙波娃談戀愛，也住在這家旅館，同等級別的作家應該住在一起。我住了一夜，說我住在這個旅館是可以的，海明威、卡繆也可以，但沙特跟波娃談戀愛，住在這裏不合適，因為房間太不隔音了！
這樣的選擇，和這樣幽默應對的方式，是馮小剛導演要把《溫故一九四二》改編成電影的原因。
生活瑣事Vs國際大事 哪個更重要？
《一九四二》的演員，包括張國立、陳道明、徐帆等都演得特別好，主題曲《生命的河》也很好。我另一作品改編成電視劇的是《一地雞毛》，由陳道明和徐帆主演。有誰看過這小說，就知道它特別瑣碎，一天又一天的，沒有完整的故事。內地有評論家說「開創了新寫實主義」，那是胡扯，《一地雞毛》特別不寫實，只是裏頭有些細節，日常生活中有可能看到。現在，《一地雞毛》也成了一個成語，「中國足球一地雞毛」、「八國首腦會議一地雞毛」、「英國脫歐一地雞毛」。《一地雞毛》的細節可能很寫實，背後的思想含量卻非常不寫實，主人公小林是個小職員，全世界的人都認為八國首腦會議非常重要，小林卻不這麼說，他家的一塊豆腐餿了，比八國首腦會議重要。《一地雞毛》的第一句話，就是「小林家一斤豆腐變餿了」，這樣就引起了「戰爭」：小林的太太下班回家，就問他：「豆腐為什麼會餿了呢？」他說：「我忘記放冰箱了。」太太：「你不買豆腐，還沒什麼，你買了豆腐，卻忘了放冰箱，你居的什麼心？」小林：「一塊豆腐餿了，這算什麼呀？上次你砸了冰箱頂上那個暖水瓶，我又有說你什麼呢？」兩人愈說愈多，由一件事說到另一件事，說到其他的事。電視正播着八國首腦會議，小林看着電視，說了句：「Fxxx」。關於小和大之間的關係，現實往往跟人們的認識的恰恰相反，豆腐餿了是小事，他覺得是大事；八國首腦會議是大事，他覺得是小事。大和小的關係，馮導演可能看得比情節還重要。
李雪蓮的堅持 感動荷蘭女讀者
大和小的關係，對作家來說也很重要。世界上為什麼要存在作家？為什麼世界上要存在文學？《我不是潘金蓮》推出荷蘭文版本時，我去了阿姆斯特丹，有位荷蘭女讀者對我說非常喜歡《我不是潘金蓮》，她說：「我沒到過中國，我對中國的認識是從BBC和CNN的報道裏來的，中國人給我的印象是沒有思想，也沒有腦子，就跟兵馬俑似的，但我讀了《我不是潘金蓮》，一個普通的中國婦女，為了一句話，可以跟世界發生20年的戰爭，就為了這句話（「我不是一個壞女人」），我知道中國人的堅韌，甚至比荷蘭人還要強，而且，我原以為中國人不會笑，但我讀了這本書，知道中國人可以這麼幽默，包括能產生這麼幽默的作家。我從頭到尾看《我不是潘金蓮》，我都在笑。但是，我就在讀到一個地方哭了，就是李雪蓮給所有人說話，都沒有人聽，她只有說給家裏的一條牛聽的時候。人類已經不相信李雪蓮了，她只能對一頭牛、一頭畜牲說了，我看到這我哭了，但是我知道，傾聽李雪蓮說話的，除了她家裏的一條牛，還有這本書的作者，他叫劉震雲。」我當時聽了這話非常震動，因為我知道了作者是什麼──他就是一頭牛，他就是要傾聽那些被世界忽略的人，因為像李雪蓮那樣的人，在世界上佔大多數。他們的特點是人多，第二個特點是說話不佔地方；說話沒人聽，只能夠自言自語，自己對自己說話，就是說給全世界人聽。一個作家的任務，就是要把這些自言自語，變成一種聲音。就像《我不是潘金蓮》，現在內地出版了200多萬冊，就可以讓更多人傾聽李雪蓮說話，一個普通中國婦女的說話。傾聽也是一種力量，當有更多人傾聽，它就會變成一股洪流。
劉震雲談小說改編電影（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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