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張秉權多年，他是新亞中文系的大師兄。
前幾年，因工作關係，常往灣仔的香港演藝學院跟他開會，談工作坊細節、取教學參考資料……
這一趟，來到柴灣，第一次走進青年廣場的香港藝術學院，為的是訪問這位資深的戲劇人──集編劇、導演於一身，致力推廣戲劇教育的文化前輩。
師兄是大忙人，好不容易才找到這個檔期，約到他專訪。
話匣子打開，當然從「致群」說起……
細說從前
致群劇社是香港資深的業餘劇社，張秉權是創辦人之一。
為什麼創辦「致群」劇社？
那就得從50年前說起……
1966年，張秉權進入中大的新亞書院，那時的新亞，校址仍然在土瓜灣的農圃道。
「唸大學那幾年，中國的變化很大，文革始於66年；香港的變化亦很大，67年的暴動，對我的衝擊也很大……」
對年輕人來說，那的確是個風起雲湧的年代。張秉權開始思考社會問題、國家問題，也開始探索自己的人生路向。
在這段日子裏，跟不少熱血青年一樣，他開始投身學生運動。除了當上了學生會的秘書，張秉權也曾擔任「時事委員會」的主席，經常舉辦活動，組織座談會，積極參與時事的討論。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珍寶島事件」，中國和蘇聯因珍寶島的歸屬問題，於1969年3月間在島上發生的武裝衝突事件，引起了大家的關注。他們在新亞的禮堂──誠明堂舉辦了一個討論會，整個禮堂密密麻麻擠滿了老師和同學，甚至連窗台都坐滿了人，嘉賓講者包括歷史系的王德昭教授。當時的盛況，令他至今難忘。
與此同時，張秉權也加入了新亞戲劇學會。1970年，學會以《上岸》一劇，參加了第五屆學聯戲劇節的比賽，這是他參與編導的第一個作品，透過幾次訪問，搜集資料，將愛秩序灣艇戶貧困的苦境反映出來。
「那是個不成熟的作品，『主題先行』，藝術上絕不成功。但這次的經驗，卻為我帶來很大的收穫。」因緣際會，他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愛好戲劇的朋友，從此踏上了戲劇探索之路。
當時的年青人，參與的文藝活動，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文社；二是拍攝實驗電影；三是劇社。張秉權選擇了第三條路──組織劇社。
「致群」，就是這樣誕生的
劇社創立於1972年，成員主要來自新亞，包括陳淑蕙、張愛月、蘇彩妍、方競生等。後來陸續加入的，還有崇基的白耀燦、聯合的張華慶等。
「致群」的命名，亦涵義甚豐。「致」，既有「羅致」人才之意，亦有把劇作「致送」予社群的意思。
劇社成立之初，他們曾到新亞書院附近的女童院，作小型演出，反應相當不錯。
在1973年，首次在大會堂公開演出，「致群」搬演了蕭伯納的《魔鬼門徒》。劇本的主題，正是人生方向的探索，也許，這也是他們當時面對的問題。
除了演出之外，劇社也回饋母校，他們大多以校友的身份，當系際比賽的評判、演出的顧問、講座的嘉賓等等。在70年代初期，他們己經開展了戲劇教育的工作。
文革結束後，在1978年，「致群」同人曾組團北上，前往內地，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參觀、訪問、觀摩、交流。他們到過中央戲劇學院、上海戲劇學院等戲劇機構，亦有機會見到了張庚、陳顒等劇壇前輩。張秉權是團長，大部分的團員，是劇社的成員，也有其他的知名人士，如黃繼持老師、黎覺奔先生、何恨先生等。
70年代，可以說是「致群」的探索期，除了演出之外，他們不斷的看戲，也看書，甚至舉辦研討營，期望從實踐中去提升自己。
在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他們出版了《戲劇參考資料》，選刊有關「戲劇」理論的文章，期望在戲劇藝術方面作多方面的探索，當時對業界也有一定的影響。這份文摘式的刊物，每月出版一本，出版了四、五十期，後來他們停刊後，由何偉龍領導的灣仔劇團接棒，出版《劇訊》。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致群」曾改編台灣的鄉土文學，將幾部著名的小說搬上舞台，如陳映真的《夜行貨車》、《將軍族》，以及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等。
至80年代，「致群」開始步入「成熟期」，積極參加「戲劇匯演」的活動，朝更高的藝術境界邁進。
1980年，原創劇《檔案SG-37》面世，編劇是方競生，社工的工作，為他提供了不少活生生的素材，未婚媽媽的故事，在當時來說，題材相當大膽，也帶來很多反響和好評。此劇的女主角是羅靜雯，當時她正在唸中四，首次踏足舞台，便演活了一個未婚懷孕的中學生。其後，羅靜雯亦走進戲劇界，加入了中英劇團，如今已成了「影話戲」的藝術總監。
三齣重要的作品
「70年代初，看電影《武士英魂》（Man of La Mancha），已想將這齣戲搬上舞台。」談到「致群」的重要作品，張秉權如是說。
結果，夢想成真，1982年，「致群」成功將這個音樂劇搬到香港舞台上，最後並以新伊館的偌大舞台謝幕。《武士英魂》是戴爾‧華沙文寫於60年代的百老匯音樂劇，道出「人應該在逆境中堅持自己夢想」的主題。劇本既富傳奇色彩，又不乏娛樂性，加上動人的音樂與歌曲，所以大受歡迎，在83-85年曾三度重演。
“The Impossible dream”這首主題曲，曾流行一時，那些年的文青，誰不懂哼幾句？唐‧吉訶德這個追求夢想的人，為很多追逐理想的年輕人，燃點了希望。
正如張秉權所說，《武士英魂》寫的是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道理──「做人，就是不能蠅營狗苟，不能像條行屍走肉，如果事物是不合理的，就要敢於抗爭，如果現實是污穢殘酷的，要敢於做一個堅忍的不妥協者。」
這次的演出，台前幕後，皆為一時之俊彥，既得到音樂家草田為此劇編曲，亦有何應豐當舞台設計。
「這個音樂劇的演出，空前成功，吸引了不少人投身舞台，從此走上了『戲劇』這條不歸路……」張秉權笑着說。
另一個重要的作品，就是1979年製作的《飛越瘋人院》，此劇亦是戴爾‧華沙文的作品，寫的是對建制的反抗。「透過桀驁不馴的麥梅菲，不斷向瘋人院的不合理規章制度挑戰…… 」。麥梅菲在病院裏，遇到了一班各有特色的「精神病人」。他看不慣病院的管理方法，於是用自己的一套，帶領這班病人活出自我。
好幾位「致群」的演員，如鄭兆庭、麥洛新、許遠光、古煒德、周育良、許志強、林偉年等，演活了那群瘋人院中的「精神病人」。
第三齣重要的作品，就是《人啊！人》，此劇於1985年首演，深獲好評，於86、87年重演。至2006年，適逢文革結束30周年，「致群」重新演繹此劇，期待年青的一代，能透過觀賞此劇，對中國近代史增添了解，同時肯定人性善良的一面。
《人啊！人》改編自戴厚英的同名小說，張秉權亦是改編者之一。故事發生在文革結束後，寫的是內地知識分子的道路，寫出知識分子對國家的感情，對未來的希望，劇中既有家國之情，亦有愛情、友情……
這三部作品，都是「致群」的大製作，張秉權亦有參與導演的工作。劇作背後的精神，正好反映了「致群」的成立背景，亦緊扣了劇社「團結友愛、切磋劇藝、加深對社會人生之了解」的宗旨。
戲劇，可以引入更多的可能
從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中期，由於工作關係，張秉權較少參與致群的製作。
在這段期間，他撰寫劇場評論比較多，同時，亦不斷的思考戲劇藝術的可能性、多元性。作為表演藝術，戲劇的即時性、開放性，可帶來多重的解讀，亦可以引入更多的可能。
他特別舉出1994年的《髮力無邊》為例。這是個集體創作劇，張秉權有意識地引入「編作劇場」的理念，作品沒有劇本，一切在排練時引發出來，由一些概念、一種感覺，或是一件事情出發，靠演員、導演、編劇，即興在排練場內，互動創作，換句話說，即是集體「Jam」戲。
在《髮力無邊》的排練過程，他們引入中國古典文學對「髮」這個意象的描述，如「髮妻」、「白髮三千丈」、「剪髮、賣髮」……這個實驗性的探索，非常有趣，亦帶來不少討論。
1996年，白耀燦創作的歷史劇《瞿秋白之死》公演，張秉權在導演重演版的過程中，亦作出不少新的嘗試，在文本以外，他刻意加插了兩段開放性的演出，可說是一種戲劇藝術上的探索。
其中一段是「敲門」戲，舞台上的演員四散，自然地往前敲打，扣問前路，伴隨着另一位演員在舞台邊敲擊木板，有徐有疾，輕重緩急之間，形成內在的節奏，聲音自由流動，時間大約7分半鐘。另外一段，是「摸着石頭過河」，以燈光效果，將演員行過險灘，互相扶持的過程描畫出來。
導演試圖以此突顯尋找中國路向的艱難感。
這個實驗性的創作，帶出疏離的效果，突出舞台不受固定限制的可能性。
「吳萱人看完演出後寫劇評，指出這個『敲門』的意象，在他的腦海中，一直揮之不去。」
除了導演，在創作劇本方面，張秉權也不斷尋求突破。
為了向林徽音，梁思成致敬，張秉權在2002年創作了《陽光站長》一劇，在這個劇本中，他刻意打破傳統，以不同的手法，將四場戲寫出不同的風格來。
第一幕「林徽音和他們」，是傳統的寫實戲，主要介紹林徽音的個人背景、家庭和社交圈子；第二幕「一次演講會：佛光寺的『發現』」，透過具體事件的「重現」，交代發現唐代古建築的經過；第三幕「陽光、站長及其他」，場次較多，以流動之筆寫日本侵華，夫婦奔波於不同的地區中；第四幕「城牆公園上的生日會」寫的是個夢，呈現林徽音臨死前的憧憬……
無論是「編」還是「導」，張秉權銳意打破傳統的規範，在創作上一再作出突破性的試驗。
2012年，致群成立40周年，他們製作了《七位導演眼中的40@2012》──七個演出一個戲。
「劇場本身是個開放性的空間，趁着這次機會，邀請了多位朋友，拋開框框條條的束縛，享受藝術創作的樂趣。」七個導演按照自己獨特的意念，各選不同的題材，既編且導，在20分鐘內，與觀眾分享一段又一段的生命感覺。
張秉權編導的《夢兮》安排在第六段，演出者包括白耀燦、余世騰及王侯偉。三個後台工作人員，借助舞台上的餘光，在裝景、換景的邊緣時間，邊做搬抬工作、邊哼粵曲，自得其樂地，交換他們的夢……
在《夢兮》中，張秉權嘗試尋找一種獨特的方法，加入了戲曲元素，去表達自己的意念，反映了人對夢想的追求。
「形式與內容不可劃分，形式並不附屬於內容，創新是對藝術的要求……」這次的演出，不同的導演，演繹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藝術追求。例如莫昭如的《致群40+致敬》是用「行為藝術」的方式，對致群過去一些劇目作出回應，包括《武士英魂》、《起航，討海號！》、《陽光站長》，以及辛亥革命系列，而且場場不同，這正正是表演藝術最為引人入勝之處。
這也是「致群」踏上40周年的「重新出發」。
到2013年，「致群」應「香港戲劇工程」之邀，在上水社區會堂演出《新界無戰事》。那是滿道創作的歷史劇，以100年前新界北區鄉民對抗英軍，捍衛鄉土的歷史事件為題材，張秉權擔任導演。
張秉權嘗試將古典戲曲與現代戲劇“cross over”，在舞台上，現代人唱客家山歌、唱南音、數白欖……既有中國元素，亦有西方的音樂，如選用西班牙結他伴奏等。
「那是進一步的嘗試，可說是對自己挑戰之作！」
「劇評」，也是一種創作
早在70年代，張秉權已開始撰寫劇場評論，發表在不同的報刊上，至80、90年代，寫得比較多，千禧年開始減少了。他也曾主持「無疆界劇場」網頁，在網上平台，他發表劇評亦超過20年。
為何撰寫劇評？
張秉權自言，讀中文系出身的人，比較重視寫作，寫作原創作品最有樂趣，但撰寫劇評，亦非常重要。
作品與評論之間的連繫，可謂千絲萬縷，張秉權認為，雖然有人認為評論只附屬於作品，沒有了作品，便沒有評論，但此說己不能成立。
他強調「觀眾是戲劇演出的一個必須部分，沒有觀眾，作品便是失去意義。觀眾認真去看戲，將觀後感寫出來，其實是將戲劇的生命延長了，所以劇評也是一種創作，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好』的劇評，實有助提升創作的水平。」
這幾年來，張秉權寫的劇評少了很多。
「作為一個獨立的劇評人，我個人寫作劇評的高峰年代已過去了。今天來說，如果要對劇評生態作出貢獻，主要不是寫劇評，而在於領導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下稱IATC），培養藝評的接班人，促進藝術水平的整體提升。」
自2008年開始，張秉權當上IATC的主席，協助會務的發展。IATC的活動非常多元化，而且有資料整理、出版、研究、評論……。
現時香港的舞台製作，已有兩個大獎，一是「香港舞台劇獎」；另一是「香港小劇場獎」。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將會創立「劇評人」獎。
張秉權認為「對於藝術，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評價，一定有某種程度的主觀性，這跟賽跑跳遠不同，沒有絕對客觀的標準，但在評審的過程中，一定要有『討論』的空間，提出可供進一步思考的『說法』！」
他坦言「創立這個獎，可能會招來議論。」但作為演藝評論的團體，IATC有責任提供另類的選擇，創辦第三個獎──劇評人獎。
在5、6年前，他已有此想法，但顧慮仍多，直至今年，才付諸實踐，踏出第一步。第一屆負責評審的，有12個劇評人，選出最優秀的作品，評選理由全部都會公諸於世。
對他來說，當前的急務，就是要「辦好IATC，辦好劇評人獎」，為香港的戲劇帶來正能量。
述夢人的路
在不足三個小時的訪談中，我們從70年代的「致群」，聊到今時今日的IATC，就像坐上穿越時空的列車，飛快地跑了一圈，真有點做夢的感覺。
張秉權曾說過：「如果要為致群劇社40年來的作品尋找關鍵詞，『夢』肯定是其中一個。」
《武士英魂》寫的，是一個追逐夢想的人，《陽光站長》要說的，何嘗不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夢？
舞台上的「夢」，莫不是張秉權在戲劇路上，繼續向前奔馳的動力？！
原刊於《大頭菜文藝月刊》第15期，2016年11月，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補記
秉權、淑蕙都是中文系的學長，認識他們久矣。夫婦倆都喜愛讀書，也買了許多書。多年前，秉權師兄已有開辦書店的夢想，一直潛藏在心底裏，機緣巧合，他們認識了一位經營書店21年的朋友，大家談得興起，「一日店長」的念頭隨之湧現。坐言起行，就在2018年8月24日──師兄70歲生日這一天，「秉蕙書房」應「緣」而生，他們找了這個特別的日子，一圓多年之夢想，實在別具心思，也饒有意義。我適逢其會，亦隨緣到訪，只見書店擠得幾乎連人也站不下，大家或緊貼書架，或面書而立，在書香氤氳中，暢談是枝裕和近作《小偷家族》，分享所觀所思所感……
聚首「秉蕙書房」，有朋友攜來消暑飲品、自製曲奇，亦有人帶備玫瑰花，既賀書房啟業，亦可賀師兄踏入「古稀之年」，購書之餘，更可與舊雨新知「暢敘幽情」，可謂一舉數得。
世路漫長，緣起不滅，謹藉此一角，刊出兩年前所寫之專訪，祝願師兄人筆兩健，繼續「追夢」、「圓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