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部份學校都是政府津助形式辦學，包括為數甚多的官津補學校。過去有所謂「私校」（私立學校），但自1991年政府推行直接資助計劃，「私校」已漸被直資取代。
簡言之，學校類別分資助和直資兩種。前者財政全由政府負責，後者除獲得政府按學生數目計算給予資助以外，財政由學校自負。所以直資學校容許校方收取學費。
兩種學校除財政外，分別是很顯著的。資助學校要按政府教育政策營辦，有統一的課程、統一的考試制度、校舍設計近似、教師與班級及學生比例也要按政策實行。官校直隸於政府，津貼學校則按《資助則例》營運。
直資有相對的自主權，可自訂課程和教學模式，家長所關心的教學語言也可自決。直資學校可自訂教師薪酬，教師和校長都沒有「鐵飯碗」，全按合約聘用。
直資體現合約制價值
有了上述的簡要分析，讀者大概也應知道兩種學校在權利和義務上有很大的不同了。從權利來說，官津學校不用擔憂財政的來源，政府會全權負責。即使有學校營辦不善，也不會被削減經費。當然近年由於就學人數減少，有些學校有縮班甚至「殺校」的壓力。但除非真的收生人數極少，否則學校也可繼續營辦，充其量減少班級，不至於被「殺」。
直資的權利是上文提過的辦學的自由度，特別是可用英語作教學語言，廣受家長歡迎。當然財政要自負盈虧，要能吸引足夠學生就讀，就要有清晰和具說服力的辦學成績了。
公營學校須承擔義務
就財政支援來說，公營學校無疑較私營學校得到較充份的權利，所以在辦學上也應有較重要的義務承擔。什麼義務？除卻官立學校直屬於教育局外，津貼學校應嚴格依照《資助則例》來營辦。
《資助則例》雖是1994年的產品，但一直以來津貼學校都依其營辦。《資助則例》訂得也頗嚴密細緻，內容主要包括三方面：權力的委託和學校管理、資助細則和行政安排，三者構成一個學校權力來源和管理細節的精密結合。
保障教師權益和專業
《資助則例》一項重要功能是保障教師權益和專業，不被學校無理解僱。其中第57條列明：「資助學校新聘教師，有兩年的試用期，超越試用期便為永久聘用教師」。接受資助學校權利者，如有可能應設法實踐這項義務（何況更是條例）。過去曾有學校按《勞工條例》以一個月代通知金即時解僱教師，取代《資助則例》規定的三個月通知期，但事件被指違規。當時教育局亦重申：學校接受資助，就有責任遵守《資助則例》。2012年的高翰儒案，終審法院判決指《資助則例》是教師合約的一部份，具有法律效力，校方必須跟足既有程序才能解僱教師。
最近關於合約教師，有校長指合約制不是洪水猛獸，相反可視為一道活水（《教師合約制是一道活水》）；合約制價值，在直資、私立學校中充份體現出來；少了條條框框，管理和教學都具靈活性等。但把官津教師和直資教師來比較，根本就是不倫不類，因為兩種體制，權利和義務根本不同。校長支取津助學校必然不可少的薪酬，相反要同為津助學校的教師仿傚直資薪酬的靈活性，邏輯有虧。
更何況，作為政府全資資助的學校，財政穩定的權利拿盡之餘，潛在的義務是替社會廣納人才，製造穩定職業環境，減低社會怨氣，不應調轉過來仿傚直資教師的聘用方式，這樣納稅人的進貢才會顯得物有所值。
原刊於鄭楚雄網頁，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