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國家/區域性的）競爭優勢、全球化、分工外判、規模經濟效益等話題，自18世紀的英國學者亞當‧史密夫（Adam Smith）、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等古典經濟學者始，便是政治經濟學、經濟學、國際金融的主要領域之一，未想到二、三百年後，到美國人保羅‧克魯曼 （Paul Krugman）的手裏，仍然有新搞作。克魯曼還憑着對國際貿易中的規模經濟效益、產品差異化和壟斷性競爭的研究，被譽為「新貿易經濟學」和「新經濟地理學」的代表，在200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2018年，克魯曼在由他所主筆、已經重印第11版的《國際經濟學：理論和政策》中，更索性在他賴以成名的絕招（規模經濟效益、地理經濟學）一章裏，以英超雄霸國際體壇、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足球以至體育賽事，作為他的主場境，一顯他的腳法。
一個美國的諾獎大師，不講美式足球（欖球）和美職NBA，卻跑來飲啤酒、剝花生和看英超，怪哉？
而如果說有一個諾獎得主，把足球放在了他/她法寶盒的中心位置的，那就是克魯曼，只有他，敢把足球放在為他贏得諾獎的核心篇章。這與其他諾獎學人不一樣，即使是大江健三郎，其獲獎作雖然以足球為標題，但足球本身對該品作的實際意義不大；同樣，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克（Peter Handke）筆下那守門員的身份其實也是遊手好閒的；而古怪博士李察‧泰萊（Richard Thaler）的足球，只是他古裏古怪的行為學裏眾多的場景之一。
英超是足球壇裏的矽谷
克魯曼的獨門腳法，是他別樹一幟地對國際貿易中的規模經濟效益（economy of scale），尤其是地理上的一些條件和偶然的因素，對國際分工、交易競爭，製造出一些獨特的結果——一個個的工業集成地（industrial clusters）。在其他專家的筆下，這些集成地，遠的有18世紀英國的盛產餐具的錫菲市（Sheffield）和絲襪的諾咸頓市（Northampton），近的就有近半世紀叱吒風雲的金融城紐約和科創之都矽谷。然而，克魯曼別出心裁地認為英超的空前成功，有如科創業之於矽谷，也是一系列的經濟地理元素所致，所以，英超打敗了美國羅省的荷李活、中國溫州的衣杻工業集、印度的軟件外包，成為大師心目中的典範，是足球壇裏的矽谷。
英超之所以成功，並自1992年創立至今成為一個有高度保護壁壘、對外有強大擴張力的體壇/足壇盛宴，主要是因為英超具有「外部規模經濟效益」（external economy of scale）。
規模經濟效益一般是指當某產業愈做得大的時候，由於投入和產出在變動中差分的變化，造成產出的變化大於投入的變化，換句話說，愈大愈有效益——這與完全競爭狀態底下愈做得多平均效益愈低，剛好相反。而「外部」的規模經濟效益，是說這個效益是以一個行業，甚至是一個地區之內整個產業鏈為單位，而不是以一間公司的規模大小而定的效益（後者另外稱為「內部規模經濟效益」）。
（本文乃筆者正在埋首的《足球經濟學》一書的部分內容，請留意新書的出版日期。）
原文刊於《足球周刊》香港版，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