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寫的數篇有關中國公益基金會「真愛夢想」，創始人潘江雪在她的著作《有效的愛》裏面，花了整章講述這個機構如何解決「可持續公益」的價值觀問題。裏面舉了一些例子：公益組織，是「道德產業」，勇於犧牲，但是卻沒有相應的營運策略，因此「公益組織往往處在一種活不好、做不大、死不了的狀態；以這樣的低效率運行，在整體上非常普遍。」（引「希望工程」創始人徐永光的話）。
公益組織的價值觀
這種狀態，也普遍存在於香港以至外國的NGO。筆者的理解，是組織者不屑採用商業手段，過不了這條道德界線，或曰道德困境，結果難以持續。近年出現的社會企業，也許是衝破這種道德困境的一條出路。孟加拉BRAC，就是一個出名的典型範例。「真愛夢想」則是另一種做法，他們認為，公益組織，最重要的是公信力，這等同於商業社會的市場業績（筆者理解）。他們悟出了3條工作原則：一、幫助自助之人；二、借鑑商業管理思維和方法；三、非犧牲的公益精神。這是為了實現他們的價值觀的工作原則。
幫助自助之人，也就是「授人以漁」。這也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借鑑商業，相信如此想法的NGO不多，也沒有這種經驗與魄力；「真愛夢想」的口號是「公開透明、專業高效」。打開他們的年報，就可以看到明細的捐款名錄，以及資金的來龍去脈。想像一下本欄前數周介紹「真愛夢想」大規模、多維度、多層次的複雜運作，沒有大機構的魄力與策略，難以實現。
非犧牲的公益精神，的確讓筆者眼前一亮。潘江雪的話：「對於我們這些熱情如火的人，『忘我燃燒』不難，難的是一輩子保持燃燒狀態。」這是指個人。「追求自我實現的『積極自由』，可以自求，卻不太能他求。」這是指一個團隊的精神。說得太到肉了。不少的類似組織，創始人「忘我燃燒」，也感動了一大批追隨者，但是卻很難要求追隨者一直保持同樣的「忘我」精神。有些類似的組織，或者是隨着時間而逐漸凋零，或者是後繼無人無疾而終。
若需要認識「真愛夢想」的價值觀，還需要深入探討，只看文字就難以認真了解。本文想探討的是，一個組織，有多少機會去探討本身的價值觀？再進一步說，「價值觀」這回事，我們經常掛在口頭，有多少機會可以引起我們真正的思考。
大的如本欄多次論及的美國「21世紀能力」，常常被用作教育的目標。一圈一圈的能力（skills），都是講工作中需要的、表現出來的能力。就是沒有價值觀。換句話說，擁有了所有這些能力，也可以有不健康的價值觀，可以成為敗類。筆者不斷拿來對比的新加坡也是「21世紀能力」（competencies），就以六項價值為核心，目標是培養四種人。就是把價值，作為教育的核心。
學校有沒有價值觀？
也是本欄多次論及的，Clayton Chrsitensen的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提到哈佛商學院畢業生五年一次的重聚，從最初幾年的意氣風發、家庭美滿，隨着年月，逐漸出現許多事業失意、家庭破裂，甚至道德墮落而坐牢。不顧價值觀的精英，也可以是走下坡的一族。他們所追求的，缺乏健康價值觀的支撐。
環顧我們的學校，對於價值觀的重視，也許是很參差。1970年代，私校林立。筆者當時做過一點分析。第一類是教育大企業，學生數以萬計，校舍分數處；以企業管理手法而牟大利，這是少數。第二類是「學店」，規模很小，但是市場很大，以種種手法牟利；但也有不少因為經營不力而奄奄一息。第三類是極少數的私立學校，看不慣一般學校的頹態；另樹一幟，創出新的教學理念，為學生創造前路；艱苦經營，卻頗有成效，也得到家長歡迎。當時的私立學校，都是有目的而設立的，可以說是有明確的價值觀。私立學校的價值觀，除了少數，大概都是為了賺錢。那也是它們只所以存在的原因。
今天，學校基本處於穩定狀態。雖然由於人口變動，會受到衝擊，但是一旦存在，辦學的基本格局還是穩定的。學校的存在，是為了什麼？也就是說，學校的價值觀是什麼？這是學校自己決定的。
有這樣的小學，校訓裏面有「學習」與「關愛」兩個詞，這所學校，的的確確為學生的學習，作了許許多多學生學習的、全校動手的、非常有效的創新。官方的評估，稱譽為「最有效的學習群體」。這學校也做了全面性的關愛教育，教師、學生、家長，都深受感染。這所學校的價值觀是很鮮明的，她的校訓，也是不斷成為全校的指路明燈。這是一個極端。
另一個極端，一所中學，也有非常感動人的校訓。開始的時候，不介意學業成績低下的學生。學生成績愈來愈好，也因此愈來愈受家長的歡迎，經過努力，學生還得了不少校際比賽的獎項。逐漸地，學校偏向於只收取成績好的學生；逐漸地，校董會也以公開考試成績作為衡量學校業績的指標。得獎多了，逐漸又變得以得獎作為目標，學生與教師疲於奔命。這所學校，在不知不覺中，價值觀變了。
這裏只是想說，對於一所學校，價值觀並非可有可無，並非高不可攀的偉大理想，並未故弄玄虛、只有在畢業典禮才會聽到的漂亮口號。價值觀，是一所學校的靈魂。價值觀，決定着這所學校為什麼要存在，也決定着這所學校的所有方針政策、教學形態、校風氛圍。也就是說，價值觀決定着學校文化，也深深影響着學生和教師的人生價值觀。
個人價值觀的新挑戰
再回到社會。本欄不斷嘗試分析社會的根本變化──社會碎片化、工作個人化。個人來說，筆者的觀察：打長工的愈來愈少；同時只打一份工的也愈來愈少；不願意打工的更是愈來愈多。在傳統的工業社會，大多數人比較穩固地在一個機構工作一個長時期。他們的行為，大部分時間被機構的文化氛圍、規章制度規限了；個人的價值觀，表現的機會比較少。在新的社會形態下，個人的價值觀，愈來愈成為個人前路的決定因素。一個人價值觀的養成，學校教育就成為關鍵。
也回到社會。三年疫情，全球進入新常態。我們看到的是，謀殺、詐騙的案件數目飆升。媒體與社會輿論，往往想到的就是政府如何制定新的政策，又或者如何修訂法例加強威嚇。這些也許都是需要的，但是威嚇可以產生健康的價值觀嗎？最根本的還是人們本身的價值觀。如果沒有為別人着想的基本價值觀，就難免出現漠視別人生命的情景；如果沒有尊重別人財產的基本價值觀，就無法排除貪念；沒有對自己的尊重，就不怕冒犯法律，甘作罪犯。
這些，都是可以引起學校思考的，不需要別人的推動，也沒有人可以阻止。首先，當然還是學校本身的價值觀。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