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與美國的戰略範式轉移

俄烏戰爭已持續了將近兩個月，執筆之時，俄軍久攻不下馬里烏波爾（Mariupol），戰况失利，只能將攻勢集中於烏克蘭東部，早前連旗艦「莫斯科」號也被擊沉，即使未算是一敗塗地，也肯定是狼狽不堪。至於美國在烏克蘭固然有相當高程度的參與，但在國內，戰爭在美國人眼中卻只剩下通脹，看來也是拜登政府有意為之。

對於美國在俄烏戰爭中的戰略創新與突破，筆者在本欄〈拜占庭模式：美國新戰略模式初探〉（3月15日）中已略有探討，不過經過一番深思後，發現其箇中含意已超越這場戰爭的維度，直指西方戰略思想本身，對越戰以後的西方（特別是美國）戰略思想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美國擺脫越戰後的戰略範式

美國在這場戰爭中以所謂「拜占庭模式」，一舉令普京陷於窮地，固然是露了漂亮的一手，但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美國擺脫了自越戰以後一直採行的克勞塞維茨式戰略範式（Clausewitzian paradigm），並逐步回歸到所謂的李德哈特範式（Liddell Hart paradigm），這轉向可能成為西方戰略思想在21世紀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自從越戰失利後，美國戰略界意識到其失敗與忽視了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戰爭論》有關，特別是克勞塞維茨的名言「戰爭不過是政治通過其他手段的延續」，令越戰因戰事與國內政治脫節而失敗告終。

只不過，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是一套相當完整的理論，在上述戰爭與政治的關係的背後，同時存在一整套軍事性的論說，當中包括「戰爭是迫使敵人服從我們意志的暴力行為」、戰略是「一種使用會戰為手段，以獲致戰爭目標之藝術」等思想。

這很大程度預示了美國在越戰後的戰爭模式──一方面口是心非地認為戰爭該以政治為依歸，但另一方面則把會戰或軍事行動視作主要目標與手段，令軍事行動成為了美國最重要的戰略工具，這一點在波斯灣戰爭大勝後更有增強的趨勢。

只不過，將軍事行動的結果轉化為政治成果，從來都是戰略的最大難題：波斯灣戰爭大勝，以及美國對軍事行動的迷信，為之後美軍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鎩羽而歸埋下了伏線。這種以軍事行動為主的克勞塞維茨式戰略範式的失靈，甚至令人們對美國的國運產生疑問，造成「美國衰落已不可逆轉」的錯覺，可見戰略範式對大國興衰的影響之大。

拜登政府在俄烏戰爭的戰略之所以令人刮目相看，是因為它揮別了固有的克勞塞維茨式戰略範式，轉而使用外交戰、經濟戰、情報戰等非軍事性手段，以及支持烏克蘭承擔重任，美國從後領導（lead from behind）──這確實是美國的戰略範式的一大飛躍，歷史上當然不乏先例。

回歸並延續「英國戰爭模式」

筆者之所以指出美國和西方正在回歸李德哈特範式，是由於英國戰略家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 1895-1970）早在1930年代已提出所謂的「英國戰爭模式」（British way in warfare）──它與「間接路線」（indirect approach）、有限責任（limited liability）一起形成了李德哈特的核心戰略思想，以及反映英國在歷史上的戰略實踐。

簡單而言，所謂的「英國戰爭模式」是建立在通過海權施加經濟壓力的基礎之上，其「海軍」的概念其實包含兩個分支，分別是金融和軍事兩方面。歷史上，英國屢屢透過補貼並供應它的歐陸盟友的軍隊，以使它的強大對手在陸地上無暇他顧，並且向主要戰區派遣相對較小型的軍隊來支持其盟友，使它們得以繼續參戰，同時以兩棲遠征和海上突襲分散並牽制住大量敵軍。

最重要的是，英國以海上封鎖摧毁其敵人的商貿，從而使英國變得更加富有，更有條件使用這種海上和經濟性戰爭模式。很大程度上，該模式為英國帶來了3個世紀無間斷的繁榮。

有限責任與有限戰爭

從這角度來看，我們不難看出這次美國在俄烏戰爭中所採行的戰略範式，實際上就是上述「英國戰爭模式」的延伸。除了使用海洋性和非軍事性的手段之外，「英國戰爭模式」更重要地表達在它背後的有限責任和有限戰爭這兩方面──英國正是在一戰和二戰中違背了「英國戰爭模式」，才導致國勢江河日下。

如果我們將這次拜登政府的戰略與二戰中的英國戰略相比，便會體會到拜登政府以史為鑑，從而避免了一場災難──英國在二戰爆發前正是給予了波蘭無法兌現的「無限責任」的承諾，令二戰變得無可避免，並發展成一場「無限戰爭」（unlimited war），造成人類史上最大的浩劫。

相反，拜登政府為了不讓俄烏戰爭發展成「無限戰爭」，只給予了烏克蘭「有限責任」的承諾，並且不讓美國全面介入這場戰爭──這對於慣以軍事行動為主要手段、窮兵黷武的美國來說，無疑是一大突破及睿智的表現。

所以相對於以前美國一味發起軍事行動，這次拜登政府以外交戰、經濟戰作為攻勢的「錘子」，以烏軍作為守勢的「鐵砧」，充分發揮出守勢攻勢（defensive offensive）的優勢，令普京反被請君入甕，並成功將戰爭提升至大戰略層面。

事實上，海權、商貿與自由民主體制從來都是三位一體，形成支撐着自由秩序（liberal order）的支柱，現在美國重新將3種元素糅合在一起，有望為已搖搖欲墜的自由秩序帶來轉機。

重新為自由秩序帶來轉機

拜登政府這種以大戰略主導的戰略範式，實際上是東方戰略思想的產物，所以克勞塞維茨曾批評道：「仁慈的人容易認為，一定有一種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傷亡就能解除敵人的武裝或者打垮敵人，並且認為這是軍事藝術真正發展的方向。這種看法不管多麼美妙，都是必須消除的錯誤思想，因為在像戰爭這麼危險的事情中，由仁慈而產生的錯誤思想正是最為有害的。」

這一點亦構成了東西方戰略之間的最大分野。不過李德哈特在經歷一戰及二戰，以及進入核時代後，意識到西方以軍事為主的戰略思想已走進死胡同，力主西方須回到間接路線與「英國戰爭模式」上面，可是美國已迎來了越戰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