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

什麼樣的國家能真正領導世界

中國要成為以德行仁的王者領導世界,其實只有改行普世主義一途。

隨着技術發展,世界正愈來愈聯繫在一起。但是現實世界仍然主要以國家為治理的單位。國家之間政治、經濟和文化差異甚大,因而存在競爭與衝突。在沒有世界政府的今天,國家在競爭與衝突中,那些優勝者往往取得支配世界格局的威勢。擁有這種優勢的國家或者適當應用所取得的優勢,着力於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為務,造福全人類;也有的國家利用優勢追求世界的統治權,在國家利益的幌子下,侵奪他國利益以增益統治權。一個居優勢地位的國家在世界上擔當什麼角色,是作為提供公共品的領導者還是作為汲汲於君臨天下的統治者,決定着世界的前程,人類的未來。如果以中國聖賢「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的標準來衡量,前者領導世界以德行仁是謂王也;後者意欲統治世界以力假仁者霸也。

人類歷史在現代才有真正的世界體系。在前現代大抵幾個文明因地理因素互相區隔,有的只是各文明體系。世界體系也好,文明體系也好,當治理以國家為單位進行並互相競爭產生沖突,結果自然有或王或霸的出現。本文將分析人類歷史上的王霸,探究在今天什麼樣的國家真正能領導世界。

前現代時期只有以力假仁的霸主

中國儒家聖人作出王霸分野的論說,是為其國家理念作詮釋的需要而帶出的。孔聖崇周,因其鬱鬱乎文。並認定文王所以能以弱勢的宗周取商殷而代之,是因為姬昌以德行仁是以王天下。其餘堯舜禪讓甚至啟之逐益而開啟世襲先河,都在儒家那裏被當作以德行仁的例子。其實這些都只是儒家經典著作者憑藉自己的理念想像出來的。周之代商而立決非以德行仁的結果,其中孟津會盟,牧野鷹揚曾經有過血流漂杵極為血腥的場面,是以力改變政權的;堯舜之間也是以武力解決最高權力更替的,聖人歸之堯之子丹朱之不肖。啟更非因萬民「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吾君之子也」而坐上天子之位的。在前現代生產力低下,一個人要過上稱心如意的生活只有一途,以權力佔有他人的生產成果或財產。許由、務光、伯夷、叔齊不作此圖,儘管德行高尚根本與王者無緣。三代被儒者視為聖代都是以力換代非唯德也。後來中國的朝代嬗換只有在登位詔書中有以德行仁的自詡,事實根本全是以力假仁的霸者。因為人的欲壑難填,只有登上最高權座才能不受限制地佔有所有人的財物。

孔聖崇周,因其鬱鬱乎文。(Pixabay)
孔聖崇周,因其鬱鬱乎文。(Pixabay)

前現代的國家之間也復如是。在前現代,因為生產受人類體力的局限,國家之間人均生產水平相差不大。有些國家以侵佔掠取他國以自肥,蒙古是最典型的例子。這個草原騎馬民族在成吉思汗帶領下,橫掃歐亞大陸,建立人類空前的帝國,所為何事,侵奪而己。

用經濟層面的施奪作為德與力及由之帶來的王霸道德判斷,前現代無論是社會還是國家只有霸沒有王。無論在國內當頭還是在國際間當頭,都只能是統治者:統治一個國家或統治天下,都是為了從他人或他國奪取利益以滿足自己或本國。所差別只是程度和手段而己。有些統治者短視竭澤而魚;有些較為理性,懂得長遠計,網罟以時入山澤,甚至說些被魚肉者入聽的話語,而此而己。

現代社會為以德行仁帶來可能

因為動力機械的發明使人類跨進了現代的門檻。隨着動力機械在生產中的普遍運用,人類的生產能力擺脫了自身體力的制肘得到極大的提高,人類從此逐步走上主要通過技能、組織和創新這些在相當程度上來源於大腦的功能進行生產。這樣,生產的發展,福祉的增加決定於社會對腦力資源的開發能力,尤其是創新能力的發展。技術上的創新可以大幅提高社會的生產力即同樣的努力生產出更多的產品,乃至生產出前所未有的產品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這樣,一些人類最超卓的頭腦他們所產生的創新意念,可以為人類世界帶來巨大的福利。這是人類前現代史從未有過的事件。在前現代給人恩惠如同諺語所稱賜人一條魚只是一次過過的獲益,那時您傳播什麼技術還需要人們耗費體力去生產,獲益有限,根本不可能改變人類的基本格局;在進入現代社會,技術創新的效益大大不同體力的前現代社會,創新技術的產生和傳播即它產生出效用遠遠超過教人捕魚了。它可以徹底改變社會面貌,造福人群。這是因為現代社會作為腦力社會,超卓頭腦產生出創新意念,外化為創新技術就可以通過機器轉化為產品,不需要象前現代體力社會人們要作出汗流浹背的辛勞才實現。這樣情況下,這些產生創新技術的超卓頭腦可以說是真正以德行仁的了。

世界領導者:從王霸兼有演變而成

但是在現實中,在現代社會產生創新技術實際上並不是孤立地依靠一個或者幾個超卓頭腦,而是依靠一種社會制度或者說一種社會結構。這就是為什麼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全世界長期拷問,甚至至今仍在拷問為什麼動力機械從而工業革命誕生在小小島國的原因了。就是因為那個島國當年實行著一種以別不同的制度,一種激勵超卓頭腦把精神集中到創新技術的領域而不是讀聖賢書,升官進爵的道路,英國因之有蒸汽機的發明,有工業革命的榮耀。

這樣在天下萬國,那些實行這種制度的國家,它們的創新技術不斷湧現,它們的經濟迅速發展,它們的國力很快大大超越其他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這樣的國家自然成為世界領導者。因為它們的先進技術可以向世界傳播使全人類得益,它們的制度足為天下效法以使全世界各國都得益於這種制度的激勵,提高開發腦力資源的效率。也就是說這些國家有了以德行仁的基本要素。實際上對於先進國家的精英而言,他們有誘因把創新技術乃至制度向全球普及,在此中既有利益取向,因為創新技術有更多人使用,會為創新者帶來更大利益;同時在道德層面實際上有益於全人類的福祉。總之創新技術和有益於產生這種技術的制度向全球普及對全人類是有利的,是多方得益的格局。

因為人類存在着種族之辨,文化之別,尤其是人類以國家為單位互相區隔,同時在每個國家尤其是專制君主或其他名目的統治精英,他們作為統治者有巨大的利益,這種利益對於那些統治者的吸引力甚於對創新技術和相關制度。同時在現代社會的早期階段,自然資源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有時甚於難以預期的創新技術進展,這樣那些擁有新技術,國力強盛的先進國家為了利益,包括技術更大規模應用帶來的利益和攫取自然資源帶來的利益,使用武力爭奪市塲、爭奪自然資源,乃至爭奪統治而不是領導世界的權力。這樣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先進的西方國家實際上是既實行以德行仁的普世主義,又經常實行以力假仁的帝國主義政策。

奉行普世主義理想才能領導世界

在二十世紀初葉,馬克思主義衍生的流派列寧主義乘着西方各國以力假仁爭奪世界統治權打個不亦樂乎的時刻趁機而起,在向後望的,從過去歷史中抽象出來的理論指引下建構了一套僵化的、根本不符合現代社會高效開發腦力資源的政治經濟制度即專政+計劃經濟。並企圖在全球普及這種制度。這種制度經過74年的實踐,證明它無法產生超越普世主義的創新能力,從而以德行仁為全人類所接受,最終被歷史的洪流所淹沒。更具體地說是在現代社會跨越早期階段,進入主要倚靠創新技術推動的經濟轉變中被淘汰了。

冷戰落幕後,西方國家挾取勝雄風,在精英利益與普世意識驅使下,實行全球化戰略。意在滿足精英的利益追逐,客觀上也有利普及他們的創新成就,從而造福那些在發展中國家生活的人們。本來在冷戰結束時,西方國家以不足10%的世界人口,生產全球70%產品(GDP),以國別計貧富極為懸殊。正是因為西方普世主義高效腦力開發效率帶來的經濟發展決定了冷戰最終結局:普世主義戰勝共產主義。在冷戰中,美國為首的西方就是憑藉其創新能力造成的強盛經濟,在經濟上協助它的盟友,乃至化敵為友取得勝利的。實際上,在相當一段時間裏,美國主催的雙邊、多邊經濟協定多是美國與人為善,把自己的創新成就與他國分享,以至身為紫禁城中人的鄧小老都怦然心動,說出了「跟美國關係好的都發達了」的悟道至言。在相當程度上,美國在那個時候是以德行仁領導世界。

在全球化泿潮下,西方日本的創新成就突然與多倍的世界其他國家人口分享,這種分享表現為資本與工序外移,對先進國家而言衝擊極大。尤其是這種外移幾乎全部集中在人口相當於先進國家總數兩倍、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中國。因為中國實行着一種最合乎西方精英利益追遂的經濟制度,很快中西經濟強弱異勢。很多人認為中國正在取美國而代之成為世界領導者。似乎今天實行專政集權的民族主義正在挑戰自由民主的普世主義。

民族主義的中國在制度上並未表現出更高的開發腦力資源效率,從而有能力以德行仁,使全球獲益,取得世界的領導地位。它的國家制度說到底首要目標是維持特別群體的統治地位而構建的。它最大的優勢是有着全球最多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半。從而其規模效益極為可觀,有能力通過規模效益彌禰制度帶來的創新能力較遜的弱點。同時,中國把西方大學當作自己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大量中國具備超卓潛質的精英,到西方接受與當地精英幾乎同樣的培養。這樣中國就經濟力量而論是有可能超越西方的。但是,中國的制度難為其他國家仿效,從而難言領導世界。首先,民族主義是一種障礙,其次中國現行制度完全是建基於應對西方全球化這樣的歷史時期與經濟結構,即西方有高得多的勞動成本這樣的歷史背景的。這種經濟制度有天下之好盡歸於我的特性,非泱泱世界領導者所應有的格局。比如說不可能因更高水準的創新而向全球貢獻技術,貢獻市塲。中國為什麼辦不好大學?問題就在思想統制,這種思想統制衍生出行政統制,沒有辦學自主。而大學是創新思想進而是創新技術的搖籃。總之,中國要成為以德行仁的王者領導世界,其實只有改行普世主義一途。

駱惠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