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的哲學系，據我了解，60年來所開設的課程，或教授們所從事的研究課題，是十分開放與多元的，有分析哲學的，有現象學的，有實存主義的，有證釋學的，這些都可説是「哲學在中國」，但不論在哪個時期，中國哲學始終是重要的一員。但應該指出，自「經學時代」結束後，中國哲學除承繼經學的儒學外，道學、佛學等皆是以中國哲學的面目展現的。
中國哲學的任務
中國哲學今後發展應取怎樣的方向？這就不能不問「什麼是中國哲學的任務？」這又必須直面當前或未來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或挑戰；用唐君毅先生的話，即是「當前時代對吾人之所呼喚命令者為何？」唐先生説現代世界是一個「神魔混雜的時代」。誠然，我們身處的是一個以科學（及科技）為基底的科學文明的時代，科學對人類現代文明之貢獻是難以比擬的，科學使人更能像人一樣的生活、生存，但啟蒙後的「科學文明」卻也有它的黑暗與病態。
二次世界大戰之罪惡已不言而喻，而今更有核武的威脅、生態失衡、價值無序等關乎人類存亡絕續的問題。唐先生説「救世界之道，在宗教道德與哲學」，但這不是昔之宗教道德與哲學智慧，他認為「新哲學」必須是「與一切道德相感通之仁德之哲學」。唐先生説「此是時代之呼召，或哲學之大方向」。他還説，人類今後之哲學，當本理性以建立理想，重接希臘哲學之由理性知識以通至人之理想的德性。在上面講話中，我們看到西方哲學中詮釋哲學也正有重接希臘哲學（特別是亞里斯多德哲學）的意向。可以説與唐先生之所説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我們上面提到二十世紀初「廢科舉」之後，「經學時代」已經結束。經學部分内涵已分別併入文科中的文學、史學與哲學中。中國的學術文化出現了「從經學到科學」的大轉向。在中國現代的大學結構與運作中，古之「大學之道」的求「止於至善」已不知不覺轉為今之「大學之道」的求「止於至真」。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對此自有深刻體認，他們是既感到憂心且又有糾正此一學術文化趨勢的決心與信心的。
生命的學問——止於至善
唐先生曾説：「昔之通經致用之經學家之任，則又轉落為哲學思想者之手。」此亦是說他是認為中國哲學思想者是承繼經學家的「求明明德」的求「至善」的學問的。事實上，唐先生一生致力發揮的是孔孟仁德之學，宋明儒的義理心性之學，用唐、牟二位先生的説法，即「生命的學問」、「立人極之學問」。
不過，必須指出，被稱為當代新儒學之代表的唐君毅舆牟宗三先生，雖一生盡獻於求「善」之學問，但對求「真」的科學知識毫不排斥或低看，並認為發展科學是中國文化理想當有之伸展。他們認為中國所缺者是西方「理論科學精神」，要發展科學，「則中國人不僅當只求自覺成為一道德的主體，以直下貫注於利用厚生，而為實用活動之主體：更當兼求自覺成為純粹認識之主體」。
唐、牟二先生承認並尊重科學知識，他們所不能同意的是科學為一切知識之尺度，或科學等同於知識之知識觀。在這裏我想引介唐君毅先生與他同道對知識或學問的看法。1958年元旦，由唐先生捉筆，以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四人署名發表了〈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宣言。此宣言其中就提出在科學之學門外人類應當還有一種學問，一種
把人類自身當作一主體的存在者，而求此主體之存在狀態，逐漸超凡入聖，使其胸襟日益廣大，智慧日益清明，以進達於圓而神之境地，情感日益深厚，以使滿腔子是惻怛之仁與悲憫之心的學問。
宣言指這種學問，是
一種由知貫注到行，以超化人之存在自己，以升進於神明之學。此即中國儒者所謂心性之學，或義理之學，或聖學。
又説：
……此一種學問，……亦即中國之所謂立人極之學問。人極立而後人才能承載人之所信仰，並運用人之所創造之一切，而主宰之。道是這個時代的人應當認識的一種大學問。
現代文明需要「真善美」
今天我講「從大學之道說中國哲學之方向」。上面我提到，百年來中國的學術文化發生了「從經學到科學」的轉向。傳統時代「太學」的教學核心是經學，現代中國大學的教學核心是科學。古之「大學之道」的目的是求「止於至善」，今之大學之道已變為求「止於至真」。這現象是不能令人完全滿意的。
我們知道，大學是文明的載體，也是文明的表徵。他不只有傳承、保存過去文明的職責，也有孕育、創造新文明的責任。毫無疑問，中國現代化的主旋律之一的工業化，靠的就是科學（及科技）的知識。科學對於中國新的現代文明之建構是至關重要的，但講到底，中國的現代文明不止需有「真」，也必須有「善」與「美」，而現代文明中道德、倫理與政治秩序之建立則不能不需要求「善」的價值知識、價值教育。今天的大學之道必須是求「真」與求「善」二綱並舉，缺一不可。
唐君毅、牟宗三諸先生所主張與宣揚的中國哲學發展的新方向是十分契合「大學之道」之求「止於至善」之願景的。我相信大學如能在追求「至真」又「至善」之道路上，自強不息，則大學的教育就會既「卓越」又有「靈魂」了。
（全文連載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