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SPACE）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劉寧榮教授2018年開學典禮致辭全文，題目為「困局」，本社分兩篇刊登。以下為第二篇。
困局背後認知偏差的成因
我們今天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必須自問這個困局為什麼會發生？發生的原因是什麼？我們的判斷為何會發生誤差？為什麼會出現嚴重的認知偏差？回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政策制定的系統到底出現了什麼差錯？美國各派能在中國問題上發生如此大的逆轉和採取如此一致的立場，在某種意義上講，這和美國對中國的憂慮有關。2018年，中國的政治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點讓美國人更加恐慌。因此美國不管是左派、右派、中間派，在看待中國時都覺得中國在政治上出現更大的轉向和倒退，所有的派別都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中國的威脅，因此他們自然把中國當成非常可怕的敵手來看待。
但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並未覺察到這個變化。我們今天回頭去看這個問題，我們一定會問為什麼會出現認知上的偏差以及判斷上的偏差。我們還像過去那樣以為，通過建立個人關係就可以搞定中美關係。這包括兩國元首在特朗普莊園的會晤，特朗普訪問中國並給與極高的待遇，就以為一切都很順利。高枕無憂了。但是我們並沒有意識到美國這個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中國的看法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轉向，這就是認知問題。
有傳言被尊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就是美國「新三國演義」的戰略制定者。何為「三國演義」？1971年，基辛格初訪中國，開始了聯華制蘇的戰略，「三國演義」改變了當時的世界格局，最終導致蘇聯倒台。「新三國演義」卻是美俄聯手制華。這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美國對中國在認知上已經發生重大的「範式轉移」。
堅信三件事
所以我們應該如何解決這樣的困局？我想我沒有答案。因為我給出的答案不斷被自己推翻。
但是有幾樣東西我很堅信。
第一點，我想國家的發展必須有賴於民眾的參與，必須讓不同的聲音在決策中都可以聽到，因為一個好的制度遠勝過一個開明的君主。1799年乾隆皇帝離世的時候，給嘉慶皇帝留下了輝煌的大清帝國，還有一位他重用的且能幹的大臣和珅。但他卻是中國第一貪官，他收斂的錢財相當於當時大清王朝10年的國庫收入。乾隆帝死後僅15天，和珅就被嘉慶皇帝賜死。同一年，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去世，他離開人世的時候，他不僅留下了《獨立宣言》，而且留下了一部確保美國民眾自由的《美國憲法》，以及留下一個民主的政體而非專制的王朝。所以我想從歷史裏面去尋找答案，我覺得一人獨尊的天下，不應該也沒有辦法去解決中國面對的困境。
第二點，過去40年中，我們陷入過不少困境，但只要勇敢探索就會有突破。當年朱鎔基上台，也面臨很多困境，國庫收入下滑，國有企業倒閉。國有企業改革，尤其是紡織業的改革，當時也是困難重重。80、90年代，中國出口都是依賴紡織業。那個時候紡織業改革壓力很大，後來中國紡織業基本私有化了，但並沒有對這個行業產生負面影響。當然當年的國企改革也有問題，如在中國東部，約50%民企就屬於國企改制而來，出現了國有資產被不當轉移和低價變賣等問題。然而這樣的轉變着實解決了很多問題，讓企業真正市場化，並更好地發揮中國企業家的自主性跟創造性。我最近與不少企業家聊天，聽到和看到的積極資訊不多，聽到和看到的悲觀資訊太多。我強烈感覺到，改革開放40年來，除了1989年，中國內地正彌漫一股非常強烈的憂慮情緒。很多企業家說，我只能選擇離開。
如果說沒有辦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這個制度不僅可以保護每一個人的自由與尊嚴，而且確保每一個企業發展的潛能和長遠規劃，那要解決我們目前所面對的困局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沒有辦法給大家一個答案，我只能從歷史角度跟大家分享，制度的建立比任何其他東西都重要。
在過去10幾年的發展當中，我們很糾結，這體現在很多方面，如集體領導和個人威權之間的關係，國退民進與民進國退，計劃和市場之間的關係，創新與複製之間的關係。美國認為我們是抄襲和複製他們，甚至竊取他們的知識產權。但不管美國人怎麼說，對於中國人來講，我們今天面臨這樣的困局，我們要找到出路，我們絕不可以自閉，絕不可以自畏，我們要有自信，但不是盲目的自信。
所以第三點，我們不可以自閉。過去10多年當中，我們是否過於自信了？因為過於自信，反而產生自閉，覺得可以和外界隔絕，這也是另一種變相的、以為可以關起門來發展的模式。其實我們改革開放40年了，我們在這個網絡世界裏依舊是與外界絕緣的。所以我們有時信心爆滿，因為我們無法全面了解他人，我們的國民也無法全面了解這個世界。其實我們到底又有多大的競爭力呢？在某種程度上來講，我們的企業還未真正經受國際上的競爭，因為我們的市場是受到保護的，也正因為這樣我們依然無法和國際接軌，在許多問題上我們沒有和別人可通用的「語言」。所以如果給今天的困局找答案的話，另一個答案就是我們必須更加開放。因為只有更加開放，我們才有可能將中國融入整個世界的經濟和政治體系當中。但我們到今天還沒有辦法真正融進世界經濟體系當中，因為到現在為止，我們還不被承認是市場經濟。我們沒有辦法融入全球政治秩序體系當中，因為我們的價值觀無法被人認同。所以美國發起圍剿的時候，我們去德國和日本，強調我們都是全球化積極的倡導者，想聯合他們一起來對付這個孤立主義者，但那是不現實的。我們不是德國和日本的哥們，德國和美國才是哥們，美國和日本才是哥們。所以我們必須融入這樣的政治跟經濟體系中去，實際上過去40年中，中國並沒有企圖去推翻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我們只是希望對現今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做一點小改動，不要對我們這個後來者不公平。而這樣小修小補進行改動有一個前提，我們必須要接受一個全球都認同的價值觀，這樣才能將這個現存的體系變得對我們自己更加有利。
突破困局的三個關鍵詞
那應對困局我想三個方面很重要，而今天是開學第一課，我想給大家分享三個關鍵詞。
第一個關鍵詞，首先我們必須凝視自我，我們是不是過分的自卑或者是過分的自傲？過去十多年的快速發展，確實讓一些國人忘乎所以，什麼「厲害了，我的國！」就是最好的證明。但中興事件有如當頭一棒，真正讓我們夢醒過來。過去十多年我不停地重複，不要因為看到美國的城市沒有多大的變化，美國表面上沒有多大變化就以為美國已經走下坡路。其實最重要的是去看不明顯的事物，因為真正驅動變化的就是肉眼不易看到的東西，這就有如海平面下見不到的冰山最有可能摧毀你的巨輪。三藩市可能十年未變，但矽谷所湧動的變革和創新不僅改變美國而且改變全球，而這真不是你的肉眼容易看得到的。所以我們是否因為自卑才自信爆棚。正如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所言，有時候人過分自信，其實是一種自卑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要告別過分自信，但也絕對不能自閉、也不能自畏、更不能自慰。凝視自我，這是第一個關鍵詞。
第二個關鍵詞，另類思維。如何從目前的困局中走出來，我們必須對我們的問題的解決有不同的思維方式。如果中國的發展永遠都是以同樣的方式，而不接受新的發展方式，我們就不會有今天。1978年，鄧小平給中國提供了另一個思維和另一個答案，這給中國帶來全新的前景。安徽小崗村的18個農民用生命冒險畫押，實行包產到戶，才有了後來的農村改革。1992年，鄧小平來到深圳，如果不是他一再強調不要爭論姓社與姓資，哪有今日的中國？！我們回首過去所發生的這些歷史大事件，今天覺得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在那個時刻，能夠打破慣性思維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凝視自我之後，我們能不能有不同的思維和角度去看問題，去尋找解決問題的另類方案？所以我非常希望，當你們來到港大ICB，借助這樣一個機會，重新審視自己，凝視自我。然後在這個基礎之上，有沒有可能有一種不同的思維。不管以前我們做事的方式與思考的方式怎樣，我們能不能嘗試別的方式。我希望大家在港大ICB能有這樣的學習收穫，就是獲取不同的視野，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第三個關鍵詞，逆境突破。愈在逆境當中，愈可能有新的突破。過去40年，我們碰到過多次逆境，而且最終都順利地渡過了。比如1989年之後，鄧小平的政策使得中國和西方的關係得以緩和，擺脫了孤立。當然有時運氣也很重要，喬治·布殊上台之後，準備將中國作為最大的敵手，正逢基地組織活動猖獗，發生了911事件。於是美國將中國作為競爭對手的時間，至少順延了十幾年，給了中國寶貴的發展機會。這段發展時間非常寶貴，所以到了2013年中國才有底氣表示要和美國發展新型大國關係。
但在目前的困局之下，我們如何才能夠找到逆境突破的方法？我們在突破逆境當中，必須強壯自己的身體，那就是必須讓大家看到制度建設的前景。如果沒有好的制度，多少賢能之士都無法確保中國可以有長久的競爭力。只有建立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制度，才能給大家帶來一樣非常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安全感。
昨天亞馬遜網站上有一本暢銷書，《華盛頓郵報》資深調查記者Bob Woodward（伍德沃德）的新書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恐懼：特朗普在白宮》）。這本書透露了特朗普的白宮，不少政府高官都生活在恐懼中。在恐懼的環境中生活，是不可能有前景的。所以如何讓每一個人都沒有恐懼，不會因我有不同觀點而遭到報復，不會因我有不同立場而遭到報復，這一點很重要。所以逆境突圍非常重要，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前提就是我們不能生活在恐懼當中。所以如何在逆境中找到方向，給我們的國家找到新的前景？這有賴於我們每一個人的思考和探索。實際上，逆境常常給了我們重新思考和行動的機會。根據心理學家的研究，一個人的成功，IQ的高低只佔20%，而EQ和AQ（逆商）則高達80%，
自我凝視強調重新審視自己，另類思維有助走出舊有模式，逆境突破在於加強內在定力。我相信在座的每一個朋友，來到港大ICB，不僅僅是來學習商業管理的知識。如何將管理知識應用到你企業的管理中固然重要，如何創新地尋找突破更加重要。而最終如何更好地服務於社會與國家則至關重要，這是在座的每一個人的責任，千萬不要看輕這樣一份責任。謝謝大家！
「困局」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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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寧榮簡介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中國商業學院執行院長
教育家、行銷傳播專家、與媒體人。專注戰略發展、品牌管理和營銷傳播。近年來致力於高等教育，特別是教育市場化和國際化，以及教育營銷和創新的研究，發表了有關教育、營銷等方面的論文，並出版了有關中國高等教育和繼續教育市場化和分權化的學術專著。
英國《國際教育發展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和《持續教育和高等教育期刊》（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的評審人。經常就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影響中國發展的議題發表演講。
現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中國商業學院和企業研究院執行院長，以創新型專業商管學院為定位，培育專業高管人才。提倡創新教學和主動學習，強調教與學的4P模式：專業（Professional）、前瞻（Prospective）、實用（Practical）、實效（ Problem-solving），並在專業與高管教育中引進人本教育。
